一个月前,听朱刚教授说张祥龙先生身体很不好。我手上正编辑他的《中西印哲学导论》,刚下厂付印,本以为可以静等样书送到,可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紧张起来。

幸好,在多方协调下,精装书一周就印好,快递给他。先生家人回复短信说,他见到书很高兴。

这是我给他出的第四本书。与祥龙师交往二十年,毋庸置疑地说,他是一个以思考为乐的人。

虽然学者的本职似乎就应该是学和思,但真正能以此为毕生恪守的事业,且能好之乐之的学者却并不多见,而能有所成就,为业界所服膺认可,就更是凤毛麟角,否则孔子弟子三千,为何一再赞叹颜回既好学又善学呢?不论在校园里偶尔碰见祥龙师,还是翻他的书,总有那种感觉:他又要一个人孑然前行了,他在学问中获得的快乐是那种对月成三的、一个人的会饮吧。

探索思维的极致,抵达精神的边缘,是人类最珍贵也最艰难的自由。

这让我想起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按照大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念,建立了一些小学。在这些校园里,老师不能对孩子的“学习”进行任何灌输、干涉或引导,完全由着孩子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游戏。可是新鲜期一过,孩子们就陷入无聊和迷茫之中,他们每天早上会愁眉苦脸地对老师说,今天我们能不自由学习了吗?

在缺乏成人引导的情况下,儿童的自由探索会陷入瓶颈,让他们感到无聊,以至放弃。成年人呢,在没有“更智慧”的主体进行引导的情况下,自由思考的意愿又能坚持多久呢,自由思考的能力又能走多远呢?

这并非无中生有之问。

中国自然科学界多年来,一直屡有“钱学森之问”的乌云罩顶,其实相比于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才更是“钱学森之问”的重灾区,以探索真理为己任的哲学界,饱受“缺乏原创”“没有大师”的诟病。

哲学界面对大师之荒,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创造体系热,“欲与康德试比高”者亦不乏人。时至今日,许多人成为哲学史学者,或哲学问题史学者。

但众所周知,没有人能脱离哲学史,发展出真正的哲学之思。

不幸的是,也没有人能只通过熟悉哲学史,成就哲学之思。

祥龙师属于那些幸运的人,他从多年的哲学史研究榛莽中,完成了关键的一跃,跃升到哲思之地。

我听过张祥龙老师和陈嘉映老师两位的课。

他们都讲现象学,都讲海德格尔。陈老师讲课“起范儿”,抽烟,45度角面向学生,来回踱步,如同从墙到窗之间有一条哲人小径,说话抑扬顿挫且自带翻译腔。听他的课,得配得起这种智者沙龙的水准。张老师讲课,几乎只在讲桌范围之内,就像相声里兢兢业业的捧哏,不出桌子。他的声音恳切、严重,有时卡顿,其表情也能看出某种艰难,就如同意义与语词要在苍茫太空中完成对接,我想起《论语》里的一段话,“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祥龙师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其言也讱”,但却能吸引我专注于他所讲的东西,更准确地说,专注于他想讲却无法讲出的东西。如同我看不见密林深处的猎物,却能通过一个猎人举着的枪和他的神情来想象那猎物是雉还是虎。

那本身也是非常美妙的感受。后来看张老师的书里频频提到“光晕”“晕圈”“惚恍”“氤氲”,我想当时听课的感受就是那样的;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原来听哲学课也并非都要肝胆楚越、逻辑分明,它也应该有一些说不清楚只能心领神会的东西。

后来,祥龙师主动离开舒适区,不断拓展视野,变化视角。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只通过一扇窗户是看不清周围,也就不能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的。

我们人类最根本的处境大概就是“巴别塔处境”,也就是每个人、每个文明都困在巴别塔里,只拥有塔上的一个窗户。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移步到其他文化的窗户前,通过他们的视野来完善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库萨的尼古拉在15世纪时就说每一种人类的语言都有价值,不管是梵蒂冈使用的拉丁语,还是顿河森林里鞑靼人的语言,他们都是人了解上帝智慧的窗口。

所以说,哲学,或者其他任何学问,天生就应该是比较研究的,只不过由于此前几千年信息技术的落后,各个文化的快速交互无法实现,而20世纪以后,要研究自己的文化,不参照其他文化,对于有点抱负的学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祥龙师在《中西印哲学导论》里还特意强调,这本三相结构的书,并不是(原始的)比较哲学,因为这书不是在单纯比较某些特征。比如中国哲学是圆融的,西方哲学是极端的,中国哲学是和谐的,西方哲学是矛盾的之类。他的比较研究已经远远超越这个阶段,相反,比较作为一种基本方法,实际上早应该内化。比如他用“时间化”“在场”等概念来分析《史记》《诗经》里的场景,这都是比较哲学方法的内化。

每一次视角和视野的转换,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是离开自己浸淫多年的舒适区,开始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极限探险。祥龙师之“言讱”,是因为除了自己专注的精神探险之外,没有那么多时间说与之无关的话。

实际上,言讱正是思维抵达边缘之象。因为要跟别人分享这种精神探险,要传达意思,就需要用语言,可是如果那个意本身不能被充分对象化,那用语言来描述可就太难了。“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又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对海德格尔、老子、兵家和《周易》谙熟的祥龙师当然明白,自己一直游走在哲思的边缘和终极地带,经常处于语言半失效,甚至完全言不尽意的状态,言讱不正是他思维深远之象吗?

虽然如此,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祥龙师还是从现象学里获得了很多可以传达中国哲学中这种边缘之境的思路和方法。这也是他在当代中国哲学转型过程中最华彩生光的贡献。

祥龙师在去世前,和弟子们在线告别,那是哲学家的天鹅之歌,让人不禁想到苏格拉底临终前的演说。但祥龙师说:“我做不到像苏格拉底那样(主动赴死),但苏格拉底也没有受这样的身体折磨。”“而今的他,正站在‘悬崖边上’,经历‘死亡的熬炼’,再没有比这更真切的边缘问题了……真真切切的痛苦和折磨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坚持,他到最后时刻仍然在拒绝对象化,仍然靠自己的信仰期待着美好与真实。”

我真的希望,对于哲学家、对于智者而言,现实生命的终结,就会去往一个和古今所有哲人重逢的雅典学院、兜率之天、舞雩之台。

将不会再有一个人的会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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