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作品记叙自己80年代因肺结核住院所经历的各色人等,病愈许久不肯出院的老刘,高级别的特殊人物翟主任,罹患难言之隐的老张,来请我教学日语的孙护士,在医院做讲座的所谓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老农等等。在对养病间琐碎日常的叙写中,这支饱蘸生趣之笔,亦不时化身为刀,入木三分,深刻剖析着个人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卑怯、傲慢以及丰富情感,它们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打着时代的深深烙印。

1978年7月,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高考。那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是全国统考的第一年。记得那时志愿可填十所学校:五所重点大学,五所普通大学。此前,我曾读过一些没有封面封底的书,其中一本小说,把厦门大学校园写得好美,于是重点里填了厦门大学;又听说武汉大学校园也很漂亮,重点里又填了武汉大学;此前,目睹过许多恶人欺良压善的事,很想当一个除暴安良的人,重点里又填了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1978级毕业生里,出了好些不同凡响的人物。有的先小心翼翼地混成了手握重权的政要,后又一不小心成为了严重腐败分子;有的则是一言往往惊天、一语常常动地的大学者、大名人。如果当年上了这西南政法大学,那可能与这些人是同班同学了。我自己有怎样的命运,也真难说。人的一生,其实主要被偶然主宰着。

但所有的志愿都无效。先期介入录取的军队技术院校洛阳外语学院,把我录取了。10月初,入学了,被分配在日语专业。便开始以全副身心学日语。到了1980年四五月间,身体严重不适起来。咳嗽,晚上躺在床上咳得地动山摇。盗汗,夜间好容易睡着一会儿,突然醒来,人像躺在水里,前胸后背都是汗,衣服湿淋淋、湿漉漉的,不像是睡了一个觉,倒像是爬了一座山。学校的医院不能确诊,让我到设在当地的一所军队医院去查。这医院离龙门石窟不远,但离学校很远。换了几次公共汽车才摸到这里。胸部透视,是得了肺结核,病灶很大。又换了几次公共汽车,回到学校。走到校园里那下沉式体育场,想坐一会儿,整理一下思绪。是上课时间,体育场上没有其他人。我在那看台的台阶上坐下,掏出烟来,点了一支,吸了一口。发现没有什么思绪可整理。我是1962年11月生人,那时还不满十八岁。这个年纪,遇上点小挫折,例如受个处分、失个恋什么的,会心潮剧烈起伏,会情绪严重波动,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遇上更大的打击,心情就木然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二年级大学生,遇上这样的事,超出了心智的反应能力,心智干脆罢工,不反应了。能不能照常毕业,能不能拿到毕业证书,当然是很大的事。但更大的事,是能不能治好,能不能活下去。但这些事实在想不了。又点燃一支烟,感到确实没啥可想的。用穿着解放鞋的脚尖把烟头揉碎,站起身,习惯性的两手拍拍屁股。其实头天晚上下过雨,那水泥台阶上没什么尘土,屁股上挺干净,没啥可拍的,一如心里很干净,没啥可想的一样。

拍完屁股,便去找领导。很快学校通知我,必须到武汉军区肺结核专科医院住院治疗。那时候,八大军区,各有一所肺结核专科医院。洛阳外语学院虽然不属于武汉军区管辖,洛阳这地方却是武汉军区辖区,所以,在后勤保障上,洛阳外语学院也由武汉军区负责。那时候的火车,不是说坐就坐的,总要提前些日子买票。肺结核是传染病,既然已经确诊,那就不能再住在原来的宿舍里,哪怕一天也不合适。我向领导提出,上火车前,先在学校医院过渡几天。行李很少,几分钟就收拾好,来到学校医院。护士把我引到离大门很近的一间房间。是长方形的屋子,大概有二十平米。进门左手边有一张床,床垫很厚。过去在家睡的是木板床,上大学睡的也是木板床,这么厚的床垫,生平第一次见到。房间后半部分胡乱堆放着些医疗器械,我当然不认识它们。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整个房间像是杂物间,很久没有人进来过的样子。但我丝毫不觉得有啥不妥。第二天,任课的李老师来看我,还买了些蛋糕。一进门,很是惊讶,说:“这是产房啊!怎么让你住这里?”我很惊讶于他的惊讶。产房,就是女人生孩子的地方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不是没有女人在这里生孩子吗!很快,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住进了学校医院的产房,他们来看我,脸上的表情都很复杂,几个女同学甚至表现得有些激愤,仿佛我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只是微笑着,没有陪同他们对这房间表现出异样的情绪。四十几年过去了,我已是花甲之年,仍然没有想明白他们为何对我住进产房有那样的反应。一间屋子,有女人生孩子,是产房;没有女人生孩子,就不是产房嘛。有女人生过孩子的屋子,怎么就不能住了?我第一次住院,就住的是产房,这是多么好的兆头!这是希望和新生之地啊!

在学校医院那可能迎接过许多新生命的床上住了几天,我登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火车上,遇到学校的一个年轻干部,是一个职能部门的干事,此前在某个场合认识了。他是武汉人,带着孩子回武汉。听我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后,他先是不吭声,脸上似笑非笑,然后盯着我,平静地说了两个字:“完了?!”我之所以在这两个字后面用了问号又用感叹号,是因为他这口气既像是征求我的意见,又像是对我做判决。我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像把脚从一堆狗屎上移开,也平静地回答道:“完了。”然后便走开。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同意自己“完了”,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判决我“完了”,我也不便表示异议,所以也只能这样回答。那是6月中上旬,天气很热了,绿皮车的车窗当然开着。突然广播里传出命令,把所有的窗户关上。我很纳闷儿。听得有人说:“快过桥了。”这才恍然大悟:车过长江大桥时,窗户必须关严。这无疑是怕有人搞破坏。于是,这一刻,一火车关窗户的声音。那时节,男人几乎都抽烟,车内有许多抽烟的人。抽烟的人坐在火车上抽得分外多,车厢里自然烟雾缭绕。还有西瓜、瓜子、面包等各种食物的味道。车窗一关,不但热得人人流汗,复杂而浓烈的气味也熏得人头晕。我猛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后来想,从学校医院转往武汉时,校医院真应该给我几只口罩,嘱咐我一路上好好戴着。不过,那时候,我如果在闷热的车厢里戴着口罩,一定比一只猴子进了车厢还让人惊奇。我赶紧双手捂住嘴,想往人少点的地方挤。但那时候的火车里,根本没有人少的地方。想躲进厕所,所有的厕所都永远有人。便在人丛中蹲下来。我一只手掌捂紧嘴,另一只手掌紧压着这一只的手背,下意识地想把咳嗽挡回去,但咳嗽像喷涌的火山,像决堤的河水,根本不可阻挡。我蹲着,这阵咳嗽过去了,也没敢站起来。本来以为大桥很快便过完。但过了好长时间,车窗才又能打开,才明白离长江老远时就下达了关窗令。感觉到凉快些了,才站起身,回到座位。但一过桥,也就快到站了。

下火车已是下午。而那所专科医院在离武汉市三百多公里的乡下,每天只有上午一班长途汽车到达此地。当天的车早发出了,只得在市内住一晚。第二天,打听到长途汽车站,上了那汽车。车子很老旧,在石子路上开着,拖拉机一般颠簸。大半天后,到了我的目的地。这是一个公社机关所在地。没有什么车站。在路边下车,一抬头,便看见了前面不远处是那医院的大门,有哨兵站岗。在路上奔波了几天,看见那大门,心里一阵轻松,像看见了家门一般。找出学校的介绍信,拎着行李,走到那大门边。哨兵看了介绍信,说:“今天是星期日,医院不上班,你明天再来。”我一想,果然是星期日,哨兵说得果然有理。于是便回头找住处。其实也无须找,只有一家招待所,离刚下车的地方十几米,离医院大门几十米。很可能,这所谓招待所就是因这医院而设。否则,那时候一个公社机关所在地,是没有什么招待所的。那天,天气热得喘不过气。晚上,钻在蚊帐里,汗从每一个毛孔往外冒。这不是盗汗,是明汗;不是睡着了出汗,是汗出得睡不着;不是只有前胸后背在出汗,是从头到脚都在出汗。于是走出招待所,在外面找一处地方坐下,一边拍打着身上的蚊子,一边抽着烟,等待星期一的天亮。

入院手续办得还算顺利。午饭前便住进了病房。病房在一座三层建筑的二楼,二十平米左右,有四张床,并不算拥挤。病房的后门外是阳台。各病房的阳台是连通着的,所以实际是一条走廊。我住进去时,病房里还空着两张床:后门两边的两张床上有人,前门两侧的床空着。我被安置在进门左手的床上。虽然是部队医院,也接收地方就诊者。因此,住院的人中,也有地方上的人。但我那间病房的两个病友,却都是从部队来的。右边床上的那位,姓郭,个头很矮小,黑黑瘦瘦的,家离医院不太远;左边床上那位,姓张,白白高高的,很帅气,家离医院很远。他们军龄比我长,年龄比我大,叫我小王,我则叫他们老郭、老张。

住下来,管床医生便来查问病情。管床医生是位女士,四十来岁的样子,姓徐。徐医生戴着口罩,不能看全她的面容,但眉眼是清秀的,身材是清瘦的,说话也轻声细语。她手里拿着那种医生查房时常拿的文件夹,就是一块木板,上端有个铁夹子,夹着几页有表格的纸。徐医生边问边在纸上记点什么。我如实地回答了徐医生的提问,没有问她我这病能不能治好。问完话,她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到透视室透视。第二天上午,我到了透视室。负责透视的医生姓白,是主任医生。与我一同透视的,还有几位病友。我是初诊,他们是例行的复查。他们告诉我,白主任是云南人,是“解放前医科大学毕业生”,水平很高,是医院里的权威人士,很受人尊敬。白主任为我透视后,说我左上肺一二肋间有两个空洞,都有两分钱的硬币那么大,连在一起,像个阿拉伯字母的“8”。已经有空洞了,而且是两个,而且那么大,这就比原来以为的还要严重。我没有问白主任这病能不能治好。白主任也没有明确说我这病能不能治好。

接着就开始了治疗。那时候,治疗肺结核其实早有了特效药。一般情形下是两种药同时用。一种叫异烟肼,通常叫做雷米封,是白色的小药片,绿豆那般大小。另一种,是紫红色的药片,有衬衫上的钮扣那般大,我现在忘记了名字,这药也应该早就淘汰了。住进病房后,不但与老郭、老张这两个同病室的病友认识了,也很快与其他一些病友有了聊天关系。晚饭后,病友们总是结伴外出散步,有时走得很远。肺结核是慢性病,治疗时间长。在这里住院,以三个月为一疗程。但住到三个月便出院的情形很少,大多数人,都要住半年以上。所以,老张、老郭这些老病号,有的在这里住了半年一年,甚至更久,对医院的情形很了解。久病成良医,这句话多少有些道理。在这里住久了,对常用的药物也能说三道四。病友们告诉我,雷米封是主药,算特效药;而那红色的药片,是辅助性的,并且副作用比较大。每天三次,护士与那放着许多药杯的小车来到病房。那小车,护士有时款款地推着,有时轻轻地拉着。药杯是搪瓷的,酒杯那般大,也是白色。护士把每个人的药杯放在每个人的床头柜上,过一会儿,再来收回。我的药杯里,总是红白两种药片。医生们不说什么乐观的话,也不说什么悲观的话,只是叮嘱要听医生的话。我住下不久,一次医生们集体查房时,白主任在我们病房说了这样一番话:“治病,为什么要几种药同时用,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杀死病菌。你们千万不要擅自减少药量。减少药量,不但不能消灭病菌,反而培养了病菌的抗药能力,再恢复原来的药量,也杀不死它了。那就很麻烦了。就像用两个拳头同时打人,能把人打败,你只用一个拳头打,不但打不败对方,还让对方产生了抗打击能力,再用两只拳头也打不败他了。”在说这番话时,白主任先把两手在胸前握成拳头,又把右拳放下,松散成五指,然后再把右手握成拳,两拳在胸前比划了几下。白主任的这番教诲,一下子让我明白了药物与疾病之间关系的微妙。从此,我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吃药。不但在这里住院时是这样,在后来的就医过程中都这样。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每当遇上那种对药物的副作用过于担忧的人,我都会对白主任的话来一次鹦鹉学舌。

确实并非有了特效药,就所有病人都能康复。因没有坚持规范化服药而导致病情不可收拾,例子并不少。住在这专科医院的病人,有的就并没有病愈出院的希望。有一位地方上来的姑娘,年龄与我相仿,神态衣着都有几分村姑气,住在另一幢楼。每天晚饭后,她便在病区大门边,手肘搭着栏杆,长久地站立着。我们饭后三五成群地外出散步,从她身边走过,她一动不动地站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后,我们回来,她仍然站在原地。薄暮中,夜色里,似乎在看着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看。病友们告诉我,这姑娘就属于病情十分麻烦者。在此前的治疗过程中,用药不合理,现在则任何药物都没有治愈的效力。病友们转述医生的话,说她两边的肺被病菌侵蚀得像渔网一样。很明显,现在的治疗,只是一定程度上控制病菌的肆虐,而不能真正阻止病情的发展。病情本来每天前进一米。现在的治疗,让病情每天进展半米。但毕竟在进展着,总有一天,会进展到那个终点。有几次,当我一个人从这姑娘身边走过,我很想与她打声招呼,很想与她聊点什么。但那时太年轻,脸皮太嫩、太薄,终于没敢开口。有一次,我顺着她的目光向前看去,视线在百米远处的几间青砖平房上碰出一声响。那几间平房,孤零零地立在医院的东北角,周边是野地。那是医院的太平间。这姑娘莫非每天在看着这里?如果她家里有能力让她在医院住到最后,这几间平房,确实是她会去的地方。

住进病房不久,一天,我站在阳台上,东张西望。阳台下面是一片空地,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空地那边,是我们的食堂。空地上长着草。是那种自然生长的野草。目光从东往西移,阳台西边有四个人正在打扑克。病房里有几张杌凳,每人还配有一只马扎。他们用一张杌子当牌桌,四个人坐在马扎上摸牌出牌。眼光朝阳台下看,便发现他们下方的地上,有一片草,与周边的草明显不一样,让人觉得不是同一种东西。这一小片草,比周边的草高出一些,更比周边的草茂密许多,油黑肥硕许多,像是一个刚剃了的头却留下一撮未剪。回身问老张老郭是咋回事,他们笑着说:“那地方,有人每天施肥呢!”原来,东边的那间病房里,住着一个特殊的病人,姓刘,也是部队来的。老刘在这里住了很久。至于有多久,病人中谁也不知道。总之是比任何人都久。他送走了许多出院的人,又迎来了许多入院的人。其本人何时出院,这谁也不知道。原因是,老刘的肺结核老早老早就好了,好得没有一点问题了,但一条右腿却在住院后残了。不是一般的残,是萎缩成了麻秆。老张老郭说,老刘住院时,治疗方式与今天有些不同。那时,病人每天要注射链霉素,是在屁股上打。后来,肺病好了,但右腿却废了。那时,很少用“残疾”这个词。老张老郭说,老刘虽然肺部没病了,却成了“残废”。这事当然与医院有关系。老刘便不肯出院,医院自然不能撵他。但既然是住在病房的病员,便必须接受常规治疗。所以,护士送药时,也给他送一份。老刘的病床在阳台边。他总是在护士走后,扶着门框挨到阳台上,把药往阳台下面一倒。天天这样往草地上倒几次,那草就出落得非同寻常了。这事,医院当然知道,但装作不知道。听了老张老郭的介绍,我问:“谁是老刘啊?”老郭走到阳台上,用目光指示着那四个打牌的人,说:“靠栏杆坐着的就是老刘。”我看过去,老刘是一张长形的脸,头发乌黑,胖胖的样子,脸上在笑着,便可以看见上边牙齿里,有一颗金牙,在左边。

老刘病房下的那丛草,加深了我对化肥的认识。我便有些留意老刘。老刘没有用上拐杖,当然更谈不上轮椅。他只能扶着门框,撑着杌子,把身体从病房挪到阳台上。如果不到他的病房,便只能在阳台上看见他。他总是在邀人打牌,与同室病友打,或与邻室病友打。他永远在笑着,笑得露出白白的牙齿,白白的牙齿中夹着一颗金牙。与人打牌时在笑着,一个人坐在那里时,也在笑着。打牌,难免会有些争执,难免会吵闹起来,但从未见老刘与人争执、吵闹。别人吵起来了,闹起来了,他仍然静静地笑着,不言不语。我那时以为,老刘是一个生性乐观平和的人。很多年以后,又一次想起老刘的笑,才突然明白了原由。老刘的日常生活极大地依赖着同室病友。吃饭,要病友带回来。上厕所,上淋浴室,都要病友搀扶。这样,他就必须每天对别人笑着。他没有对别人不笑的资格。他必须时时刻刻对病友表示出最大的友善。他以感谢的笑,送走了许多帮助过他的人;又以讨好的笑,欢迎过许多新来的人。久而久之,笑就固定在脸上了。

我们这层楼的最东头,有几间特别的病房,住着几个特别的病人。右边的那一间,算是高干病房。普通病房是长方形,这高干病房接近于正方形,也有二十来个平方,但只有一张双人床,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浴室。里面住着的,是一个步兵学校的领导,姓翟,人们都叫他翟主任。翟主任五十来岁,是副师职干部。这所医院是正团级单位,院长政委也就正团职,翟主任比医院最高领导级别还高,当然受到医护人员的特别尊敬。一般的病员,都是部队的士兵,副师职在他们眼里是高得踮起脚尖也够不着的级别了,所以,他们对翟主任是敬而远之。翟主任对门的那一间,只有两张病床。部队来的连营级病员可住这样的双人间。我入院时,里面住着两个地方上的病员,都是新闻界人士。一位姓李,是省里某大报的编辑,我们都叫他李编辑。另一位姓唐,是省城某大报的记者,我们都叫他唐记者。李编辑年长一点,也五十上下;唐记者只有四十来岁。翟主任和李编辑、唐记者住对门,又都是特殊人物,晚饭后常一起散步。我虽然是普通病房的病员,但因为是外语学院的学员,翟主任等对我表示出特别的亲切,常招呼我与他们一起走走。散步回来,翟主任有时又邀请我到他房间坐坐,我自然很乐意。翟主任抽烟,但很节制,一支烟要分几次抽,抽几口便塞入一个笔套一样的东西里,灭掉。过一会儿又点燃。我也抽烟。翟主任也知道我抽烟。但我们对面坐着,他抽烟从不问我抽否。我在他房间也从不抽烟,尽管他夹着烟与我聊天时,我也很想点上一支。翟主任常常问我病员们的日常表现、思想状态。我以为是长期当领导者习惯性地随便问问,也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后来,我回味与翟主任的接触,觉得自己当时是有点受宠若惊的。翟主任这样的人对我表示出分外的亲切,我很珍惜这亲切。不在他房间抽烟,也是刻意要表现出谦卑。有一天,翟主任说他也想学习日语,问我什么教材比较好,我立即把自己从学校带来的一套教材送给了他。我们在学校时,用的是本校老师自编的教材,那是学校发的。有一阵,北京的几个同学经常说北京某外语学院编的一套日语教材多么多么好,他们有人手里有,是蓝色的封面,上下两册,定价六元。我便很想有一套。但六元钱不是小数目。我们那时每月的津贴也就六元,很难以节省津贴的方式买来这套书,只能向父母伸手。我知道,家里经济十分困难,四个孩子都在上学,父亲每月要向同事、朋友借债。但我实在想要这套书,便写信向家中说明了情况,父母马上寄来了六元钱,我便托北京的同学买到这套书。在学校时,我把这套书放在床头柜里,一直没有用过。离校来住院,我特意带上,打算住院期间好好学习一遍。翟主任要我推荐教材,我便回到自己病房,找出这一套还是崭新的书,到了翟主任房间,双手送上去。我虽然口头上说是送给他,但内心是希望他付钱的,也以为他一定会付钱。六元钱,对于我,是父母借的债;对于他这样一个师职干部,则不算什么。翟主任拿起书,随意地翻着,嘴里与我说着话。我嘴里应着他的话,眼睛盯着他翻书的手,希望他终于翻到下册的封底,看明了定价,然后便把钱给了我。但翟主任的眼睛根本不往封底看,既不往上册的封底看,也不往下册的封底看。实际上,他只翻了翻上册就放下了,根本没有拿起下册。我自然无由开口要钱。那时脸皮很嫩很薄,开不了这样的口。就是现在,脸皮老了很多、厚了很多,也还开不了这样的口。

我们同室的老张,在家里有了对象。一天,对象来看他了,住在那我住过的招待所。那对象住了几天回去了。对象在这里的几天,老张天天去陪她。与老郭聊天时,老张透露,还与对象睡在了一起,语气里有点炫耀的意思。对象走了,老张委顿了许多,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间或还发出叹息。我以为是对象走了,他思念难耐。然而,突然护士每天给他多送一种药,熬好的中药,用一个搪瓷的杯子盛着,每次半杯。我有些好奇,但也没有问。老张主动解释,说自己吃治肺结核的药,副作用太大,用中药调理一下。我也就信了。又过了几天,管床的徐医生来找老张。徐医生背着手,站在我的床前,没有走到老张跟前去。老张坐在自己床前的马扎上。徐医生说,老张的肺病,已经治到了可以出院的程度。老张忽然就哭了,右手手掌下意识地指点着自己的裆部,说:“你如果有这样的病,痛不痛苦?”徐医生隔着口罩,说:“我如果有病,一定听医生的话。”老张没再说什么,只是啜泣着。徐医生看了他一会儿,转身走了。我和老郭都听明白了,徐医生在委婉地催老张出院,而老张不愿意。徐医生走后,老张用刚才指着裤裆的手抹了一下眼睛,说:“老子要知道是谁告的密,非弄死他不可!”说得恶狠狠的,同时斜睨了我一眼。这话像是说给我听的,但我却实在不懂是什么意思。晚饭后,我把老郭约出去散步,问他老张那话是说谁。老郭说,老张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事,翟主任知道了;翟主任于是找医院领导谈话,说这样的事情医院必须管,不能听之任之。老郭还想说什么,但刚张嘴又咽回去了。我与老郭继续走着,都没有说话。

这事情还真有点复杂,我是后来才想明白的。老张与对象在那招待所的床上发生关系,却发现做不成事,于是认为自己生理有问题;住院期间,有了其他病,是可以同时治疗的。老张便要求同时治疗他的生理上的病,这样便有了每天的中药汤剂。老张在向医院说明自己的生理病情时,自然瞒住了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一节,医院也没有追究老张何以知道自己生理有病。翟主任与医院领导谈话后,医院才让管床医生动员老张出院。那翟主任是如何知道老张与对象发生关系的呢?那的确是我说的。几天前,我又在翟主任房间与他闲聊,他又问起病员们的表现,我便随口说了老张的事。我并没有想到这事会受到追究。既然老张自己都在病房里炫耀了,想来不算什么事。我如果要告密,干嘛向翟主任告,直接向科室领导告岂不更好。翟主任级别再高,也是个病人嘛!我没有想到他以病人之身还操心医院对病人的教育、管理。但既然翟主任找医院领导谈话,那从我这里获得情报的可能性最大。老张怀疑得十分有理。老张猜测得十分准确。

但好在医院并没有强行要求老张出院。老张仍然在这里住着,那中药汤剂仍然每天有护士送来。我后来换了病房,不知老张何时出院的。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想起那段住院的日子就想起老张;想起老张就满心愧疚。我当时很想对他解释:我真的不是存心告密!你与哪个女人发生关系,关我什么事啊!但终于觉得难以解释。我后来觉得,老张那生理问题,其实应该是心理问题,吃那中药最多起点心理作用。我不知道老张的这个问题后来是否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多么希望那问题后来根本不是个问题。

翟主任的病本来就不重,不久也出院了。他是应该单位有专车来接的,不用又是汽车又是火车地颠簸。翟主任出院时没有与我告别。那套日语教材当然被他带回去了。回家后,再无音信。后来,我对在这所医院与这位翟姓男子的接触,有过自省与反思。我觉得,当他向我了解病员情况时,我多少有一种受到重视的喜悦,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对他讲。与他并肩散步,到他房间聊天,都是其他病员不能够的,都显示了比其他病员的优越。双手送上父母借债为我买的书,也有讨好的意思。他不愿意付那六元钱书款,也并非生性吝啬。所谓学日语,无非随便说说,我却当真了。其并不真需要那教材,我送上了,又不好拒绝,但掏出六元钱又心有不甘,就干脆不提钱的事。我喜欢这个人吗?并不喜欢!我与他有共同语言吗?当然没有。可我却乐意与他散步,乐意陪他聊天,乐意在他眼里显得有用。这表现了什么?只能说,这表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下贱。

很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与生俱来的下贱。有人强烈些,有人微弱些。有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下贱并努力克服它,有人则把下贱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武器,凭借它获取大名大利。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与自己身上的下贱斗争着。这是一种艰难的战斗。

我离开学校时,是带着课本、词典一类日语学习用品的。入院后,坚持自学。每天上午,都拿着教材,走到医院外边,在树林里、田埂上,边走边大声地朗诵课文。一天,我正在一条林间路上走着、念着时,一位挑着担子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在我面前停下,问道:“你念的是日语啊?”我一愣。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发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农民。“您懂日语啊?”我问道。他不回答,笑一笑,挑着担子走了。我盯着他的背影,想:这个人有些来历。

管床的徐医生,每天上午都到病房转一转。一天,她例行地问完话后,对我说,有一位孙护士,是另一个病区的,想跟我学日语,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第二天下午,孙护士来了,拎着一块小黑板,带着粉笔,自备了教材。孙护士高挑的身材,像工作时一样戴着口罩。孙护士没有说她另找了学习的地方,我便只能在病房里教学。两人坐在马扎上,小黑板靠着杌子的腿放在两人中间的地上,便开始了。当然从五十音图学起。学校的老师当时怎么教我们,我就怎么教她。我把五十音图写在黑板上,便教她读。我读一声,她读一声。一个病人在病房正儿八经地教一个护士学外语,让病友们很好奇。同病室的老张、老郭,我多么希望他们回避一下。孙护士一来,你们就出外玩会儿不好吗?可他们却非常不自觉。本来打算出去的,孙护士来了,却不走了。其他病室的人,也在门前走来走去,走过我们病室,总要扭头向里看一眼。这个教学环境太不好了。师生二人都感到有些别扭,有几分尴尬。终于进行不下去。五十音图还没有教完,孙护士便不来了。但我的教师角色,却是从这病房里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只当学生,从没有当过老师。在那乡间医院的病房里,手把手地教孙护士学习日语,是我第一次当老师。孙护士是我的第一个学生。尽管孙护士从未摘下过口罩,我也不知这第一个学生的真面目。

我第一次听学术讲座,也是在这医院里。一天晚上,医院请来了一位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给全体病员做讲座。我在学校的时候,“学术讲座”这四个字,听都没听说过。现在医院请地方上的人来讲座,我比所有人都兴奋。这个讲座的男士,当时六十多岁的样子,家在附近乡下,已经当了几十年农民,当然是一副农民模样。他坐在那里,上身穿着一件黑呢制服,很旧了,胸前、肩上,像布着蜘蛛网,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露出的白色的底子。那天的讲座,好像没有一个主题。这位先生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我也没弄明白。总之是讲得语无伦次。我只记住了一句话。他说:“比如,邀请人出去玩,日语是这样说。”于是用日语说了一遍。我当时的日语水平,完全能听懂,也能够听出他发音的生硬。他并不是来讲日语的,为何突然教授起了日语,我当时也很困惑。后来,我想清楚了。当时,医院方面也没有明确要求他讲什么。听说附近乡下有一个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便把他请来给病员讲一讲。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他,几十年间在田地间劳作,受着歧视与迫害,忽然有部队单位恭恭敬敬地请他讲课,那惊讶,那激动,是不难想象的。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慌慌张张地来了。其实,他啥也讲不了。不管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这专业都在几十年间同汗水一起流淌出来,渗与了泥土。就连日语,恐怕也说不上几句完整的话了。大概他当初是经常邀人出去玩的,所以“出去玩吧”的发音还能记住。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地方,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地做着讲座,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却是特别能够体现时代特色的事。这是1980年的事情,是“八十年代”开端时候的事情。在此后的岁月里,我当然听过许多讲座,但没有一次讲座,像这第一次那样,让我想起来就感到温暖,让我想起来就有些感动。

在东头那个两人间里住着的李编辑,早出院了,唐记者一个人住着。一天,科室通知我,可搬入那两人间。这对我是特别的照顾了。那时候,李谷一是最受欢迎的歌星。一首《过去的事情不再想》正流行着。我也常用破锣般的嗓子,在病房里唱着:“过去的事情不再想,弹起吉他把歌儿唱。风中的迷茫,雨中的彷徨,今天要把它,把它遗忘……”一天,老唐静静地等我唱完,然后半认真半玩笑地说:“以后别唱了,不然别人以为你失恋了。”男愁唱、女愁浪。愁是肯定有,失恋是真没有。不过,与失恋多少有那么一点相似的情绪,也可以说有过。病友中有一位排长,一米八几的个头,真可谓堂堂一表,帅极了。那时候,部队里排长以上的干部才发皮鞋。他是排长,外出散步,我们是一水的解放鞋,他则穿着黑色的皮鞋,弄得每次散步,都像他带领我们执行任务。这位排长,浑身上下都让人看着舒服,脸上也总微笑着。忽然有一天,听说排长与刘护士恋爱了,我先是一惊,立即便觉得十分合情合理。这两人真是太般配了。刘护士每天在我们面前出现几次,个头也有一米七以上。虽然戴着口罩,眉眼是迷人的。我因为来自学校,是学外语的大学生,医护人员对我都格外友善些,刘护士也是这样。但刘护士的友善,却又特别让我感到甜蜜。想入非非还谈不上。我没有想过在那里谈恋爱。我的病情比较严重,应该没有哪个护士会中意我。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有。尽管我并没有痴心妄想,听说刘护士与同是病员的排长恋爱了,我还是在一瞬间,心里有点酸酸的。但很快消失,代之的是欣喜和祝福。排长与刘护士相恋,与那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来讲座一样,是这段住院记忆中特别美好的部分。

唐记者也在我搬来不久后出院了。此后,直到出院,两人间里都只有我一人住。因为成了单人间,医生护士有时在例行的工作之外,还与我谈几句别的。一位年轻的王护士,高高胖胖的,家在武汉,丈夫是武汉大学哲学专业的老师或学生。王护士来病房,做完发药、量体温一类事情,有时会把口罩摘下,与我聊会儿天,这时候就是没拿我当病人了。有时候,没有工作上的事,也进来聊几句,自然是一进门就摘下口罩。那时候,男性还没有在外人面前称自己妻子为“太太”的习惯,女性也还没有开口闭口“我先生”。王护士应该是称自己的丈夫为“我爱人”。记得有一次,王护士说她爱人常与一班学术界朋友讨论国家大事,有时谈着谈着就吵起来了,有人站到椅子上了,有人站到桌子上了。王护士也说得眉飞色舞。说完这一段,王护士要去工作了。临出门,看见我白色的床单上有一丝蓝色的绒线,便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捏起,扔在地上。这个细节我一直记着,想起来心里就有些暖意。别误会!对王护士我更不敢有非分之想。人家是有夫之妇,而且丈夫那么优秀。

我是天大热时住进去的。渐渐地,天凉了,天冷了,要过年了。那年的年,是在医院过的。过完年,我便要求出院。医生说,从治疗的需要上看,我还应该住一段时间;但我既然要求出院,那就回去后至少继续服药三个月。病房里,每层楼有一台电视,安在过道最西头,病员们坐在马扎上看。我办理出院手续期间,电视里正播放林彪、江青集团受审的录像。江青总是撒泼耍赖,其他人都比较老实,问什么答什么,只有张春桥,穿着黑棉袄、留着山羊胡、目光刀子般阴沉,永远以沉默对抗审讯。“张春桥!你还是不说?”审判长在问。

2022年2月5日初稿

3月2日改定

王彬彬专栏·荒林拾叶《钟山》2022年第3期|王彬彬:住院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等著作多种。多年来在本刊开设“文坛旧事”“非虚构文本”“栏杆拍遍”等专栏,2022年1期始在本刊撰写“荒林拾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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