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最初是一名乡村教师。1966年他从海安墩头中学初中毕业,没钱读高中,只好回到邓庄,在柴垛小学当代课教师。后来转成民办教师,薪酬是6块钱一个月。1977年恢复高考,他已经28岁了,也想考大学,可是没念过高中,他就想办法请读过高中的同学教他功课,竟然就考上了。他在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中文系读了三年,拿到了大专文凭,被分配到海安曲塘中学教书。曲塘中学是一所完中,他大概觉得知识不够用,又报了扬州师范学院的函授本科班,由此完成了从初中生到本科生的转变。

由于自己坎坷的求学经历,父亲分外重视对我的教育。父亲给我订阅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叫《看图说话》,每一期新书来了,他都会骑上好几里地,到南莫镇上的邮政所去拿。还有《儿童时代》,到现在我都记得里面的连载作品“我带小杰游上海”,作者叫任溶溶,这位1923年出生的老先生现在还健在。到曲中后,父亲教的班级里订了好几本杂志,左上角用锥子钻个洞,用纳鞋底的白线或红塑料绳穿上,挂在教室后墙上。我常偷偷溜进去,趴在最后一排的条凳上翻看。我看得最多的是《小说选刊》,阿城的《棋王》,冯骥才的《感谢生活》,还有张贤亮的《绿化树》,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幼学如漆,那些鲜活的角色、炽烈的情感、风起云涌的时代、跌宕起伏的人生,极大地影响了我。

父亲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曲塘中学的宿舍门前有一大块荒地,长满蒿草,他空闲时开荒种地,四季青菜长势喜人,放学回来我常帮着捉虫子。母亲还在厨房墙角圈养了几只鸡和鸭,每逢雨后,我就捡拾路上几近溺毙的蚯蚓喂鸭子。父母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县城,直到海安中学校园里的土地实在过于稀缺,才算作罢。质朴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离开土地的人们都像他一般恋旧,更多的人正竭力掩饰身上泥土的气息,忙于和苦难的过往割裂。

那时我已在镇上读完小学,父亲也调进海安中学,我们全家迁到了县城。和后来的若干次变动一样,看似羸弱内敛的父亲总能在命运的转角,精准地设计自己的未来。他更加勤奋地工作,我在半夜醒来,时常看到他枯坐在写字台前,跟前一堆摊开的讲义,或静默,或沉吟,或奋笔疾书,或抓耳挠腮,头顶上烟雾缭绕,窗帘布不止一次被烟灰引燃而他浑然不知。为了督促学生晨读,他一大早就骑车走街串巷,一家家敲学生家的门窗。在强手如林的县中,他很快站稳了脚跟,成为带高三毕业班的不二人选。在人生地不熟的小县城,他还很快结识了一帮朋友,三天两头地聚会,喝酒,聊天,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好不容易从苦水里蹚出来的人们那扬眉吐气的声音。

唯一让我父亲感到力不从心的,大概就是我的学习。那时我迷恋上了练习武功和踢足球,根本无心向学。我还喜欢上了画画,抱着一储蓄罐的零钱,到人民中路的新华书店换了一本齐白石画册,甚至一度受黄俊培老师的鼓励,夹着一个讲义夹子,一个人躲在海中校办工厂小河边的树林里写生,幻想走特长生的路。教工子女多优秀,我却是例外,自尊心极强的父亲很是难堪,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他曾用红色圆珠笔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衬着从作文簿子上撕下的纸,正反面都写满,足有四五页,压在我的书桌上。时隔多年,我已经想不起这封信的内容,我只记得看到信的那一刻,自己如被子弹击中。

后来,我鬼使神差地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接着读了研究生,拿到了律师执照。我像一只候鸟,有了自己新的栖息地,除了每年寒暑迁徙的短暂碰面,和父亲渐行渐远。大四冬天的一个深夜,我早已入睡,突然有人敲宿舍门,打开门,竟然是父亲,裹挟进一身北方隆冬的寒意。为了能把沪上公务员考试的报名表及时送到我手中,他一大早从海安坐车到上海,连夜坐飞机到北京,再从机场拼车,赶到昌平已是下半夜,路上还为路费和黑车司机起了争执。研二的夏天,他和母亲一起到学院看我,从裤腰上抽下牛皮带,神秘地对我一笑,原来皮带内侧还缝着小口袋。他缓缓打开拉链,从里往外取出我的学费,都是一小叠一小叠的纸币,有100元的,有50元的,叠得整整齐齐。“再也不怕坏人抢了。”他得意地说。

辗转多地后,我到省城南京工作。我住在法院分给我的宿舍里,父母来看望过一次,带着大包小包,装着锅碗瓢盆。母亲在厨房里烧菜,我带着父亲在大院里散步。这个院子实在太有名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曾在这里风云际会。我一一给他介绍院子里那些建筑的前世今生。在毛主席的大理石雕像前,父亲仰着脸,表情凝重了起来,虔诚地站立了许久。

2007年我回到地方上工作,父亲也退休了,却不安分起来。他说:“我这样的资深中学高级教师,南通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在家给你带孩子是浪费啊。”他拿着简历去漕宝路的光大会展中心,和一堆应届大学生挤在一起应聘,到处面试,乐此不疲。他先后在真如中学和培佳双语学校当老师,其中在真如中学的时间最久,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风雨无阻,还在那里结识了好几位好朋友,袁老师、戴老师、李老师、王老师……其间,他还到泰州的春兰学院,和李俊杰老师一起带高考补习班,每天像年轻教师一样,守在班级里,一直忙到熄灯。

父亲给我讲过一件很小的往事。他在墩头读初中的时候,爷爷给他送菜油,一不小心,油瓶打碎了,爷爷急得蹲在地上,想用双手舀起来。那时父亲刚好在和同学疯玩,听到有人喊他:XXX你还玩!你父亲油瓶子都打翻了,正趴在地上舀呢!父亲说,从那以后,他好像一下子就懂事了。不知怎的,我时常想起这个故事。

父亲走的那一天清晨,我从病房里爬起身来,轻手轻脚折叠好躺椅,扭头一看,父亲正安静地看着我。前一晚,我已经帮他办理好出院手续,联系了救护车,我乐观地认为,他能坚持到我下班到家。我走过去轻轻握住父亲的手:爸爸,我上班去了啊。他用眼睛看着我,不说话。事实上他早已说不了话。走到床尾,我又回过头去,冲他摆了摆手:你要等我回来啊。父亲躺在那里,平静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在父亲去世近十年后的今天,由于疫情居家,我得以有时间仔细盘点他留给我的遗产。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很富有。我一直有个信条,“不要让别人后悔遇见你”,这就是骨子里流淌着不屈和勤奋的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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