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2年第6期|韩石山:我的两个小学老师(节选)

韩石山,曾用名韩安远、韩富贵。1947年生,山西临猗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山西文学》主编。2007年退休。有《徐志摩传》 《李健吾传》《张颔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等著作多种。

从出生上说,我的家乡是山西省临晋县,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县了。上世纪50年代初,跟东边的猗氏县合了,叫成临猗县。不说县,只说镇,临晋县政府的驻地临晋镇还在。我家就在镇东边,跟镇的东关口隔一条马路的韩家场。按说这样一个地方出生的人,上学也只会是在镇上。多数情况下,我也是这样说的,简洁些也方便些。可到了写文章,强调跟家乡有感情,就不能光图方便了。

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小学,不全是在家乡上的。

这就要说到我的父亲了。

父亲叫韩永,早年加入解放军。建国后,部队的驻地,在山东的威海。转业时,给的政策是,只能在山东境内安置,地方可以自选。思家心切,他就选了一个离山西最近的地方,以扒鸡著名的德州。那时候带家属很方便,转个户口就行了,于是将母亲和我的户口转去,留下我哥哥在老家陪伴爷爷奶奶。去德州是1955年秋天,我已上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到了德州,上了父亲单位近旁的石芦街初级小学。这儿毕业,又考上建设街的完全小学上五年级。偏偏这年冬天,山东有个不大不小的政治运动,叫什么说不准,实质是动员干部家属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父亲当时三十出头,又是刚参加地方工作,积极响应,主动报名,报名的第三天就将母亲、我,还有在德州出生的三弟,送上了返乡的火车。后来才知道,那些跟他一起报名的,只是将家属送回乡下,并未注销户口,风头一过又回来了。在这件事上,亲友中有人埋怨过父亲,说不该这么孟浪。我从未埋怨过父亲,早先是不知情,后来知情了,也懂事了,知道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在单位是怎样的处境。我家是富农成分,别看他是军人,我爷爷也未戴帽子,他还是有压力的。

回到老家继续上学,上的是三年前上过的临晋镇完全小学。离开时,是三年级第一学期,归来是五年级第二学期。过了一年多,考上临晋中学。三年后,考上运城的康杰中学,再三年,高中毕业,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

这篇文章里,我不想说那么多,只想说说我在临晋镇上小学的情形,主要的,想说说我的两个小学老师。一个是二年级教过我的景琴老师,一个是六年级教过我的王如心老师。

临晋镇完全小学校,简称镇完。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了,我想说得详细些。

镇完所在的位置,镇上人叫“官池畔”。从我们村去上学,出了村口,过一条宽不过十几步的土路,进入东关,两边都是铺板门面。再走,穿过东城门往前走上一截,朝北拐进一条叫祠巷的巷子,走到头就是官池。我们叫“池泊”。池泊大致呈四方形,四周全是砖垒的,南边是一条路,西边是进水渠,渠上有个砖砌的拱桥。进水渠挺长,连上池泊的南岸就更长了。走完长长的“官池畔”,就是我们的学校了。

最先看到的不是校门,而是一个古朴的牌坊。牌坊是木头的,木的支柱,木的斗拱,只有坐基,是圆圆的石鼓。整个牌坊,跨在路上,一边一个砖砌的台子。斜撑的木柱上,有铁箍子箍着。旧时走铁轮车,两个砖台子间的距离,比车轴稍宽些。我们上学的时候,已兴起胶皮轱辘车,要从牌坊下通过,就很勉强了。聪明的车主,为免去刮蹭,便在牌坊的北边绕出一条新的车道。不过车了,孤零零地立在那边,显得更古朴了。

牌坊的北面就是学校。

不是在路边,离路边还有一片砖铺的场子。校门是砖砌的拱形建筑,两边的砖柱里,嵌着石雕的对联。两边的墙,跟拱门不在一个平面上,呈八字撇开。拱门的上方该是个半圆吧,中间嵌着横置的石匾,刻的是“临晋县完全小学”。也就是说,当然是我长大后的理解了,这个学校是光绪年间清廷下诏书兴办学堂后,临晋县建起来的第一所新式完全小学。听爷爷说,他早年曾在这儿上学。有次犯了什么错,老师批评他,说你家老人还是最早的校董呢。

后来所以叫镇完,想来是县上别的镇,也有了完小,这儿只能叫临晋镇完了。

进了校门,里面之大,说了会有人不信。这么说吧,官池畔这条路,往西走是文庙,再往前走就是县衙。这是按旧时说的,我上学的时候文庙叫文化馆,县衙起初叫县政府,撤县以后一度空着。再再往前走,就是县城的西门,出了西门的村子叫西关。也就是说,这条土路是现成的东西中轴线。学校的南门在中轴线上,北墙呢?没有北墙,北墙就是县城的北城墙,好家伙,一个小学校,南北占了半个城的长,是够大的了。

所以有这样的格局,说开了一点也不奇怪。主要是临晋这个旧县城,实在是太小了,说是可怜,都不为过。一般的旧县城,多是明清时的规制。我看过光绪年间的《临晋县志》,周长仅四华里,南北长,东西短,平均一边500米,南边的和北边的城墙还不足500米。太窄了,一致无法将东城门与西城门直直对着;要对上就会像笑话上说的,东城门帽子吹落在地,紧赶慢赶捡起已到了西城门。为掩盖这个缺陷,修城墙时就取了个巧,将东门往南移,西门往北移,这样进了东门或西门,才会有纵深感。

县衙的北墙,也是借用了县城的北城墙,传统的说法是靠在北城墙上。学校和县衙南北对齐。这样你就知道,镇完是不小,也没到让人惊叹的程度。

说了规模再说里面的布局。进了校门,一条长长的通道,砖铺的,过一个月亮门,才是学校的主体。前面是四个单独的教室,排在中轴线的西侧,再往西是学生宿舍,也有好几排;那时高小学生多半住校。住校的多是乡下来的,我们是城里的,管得严了,就住校,不严就回家吃,回家住,叫“通学生”,有“通勤”的意思。

中轴线的顶头是一个大教室,原来想建成礼堂的。教室不够用,中间用木板隔开,分成一东一西两个教室。大教室后面是操场,操场的西侧是大灶。中轴线的东侧,跟四个教室对称,是一个大院子,有两间教室,两排学生宿舍。还有一排朝东的房子,分成单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

小学教过我的,记忆最深的是景琴老师。

景老师还健在,年前什么时候还跟我通过电话,问她身体怎么样,一口脆亮的晋南普通话,说好着哩。过去通电话,我总要问她过了年多少岁了。实际我记不清她多少岁,这样问亲切些,好像我记得她当下多少岁,而算不出过了年多少岁似的。这次通话,我连这样的客套都没有,各自说了几句,末后我说:“景老师,多多保重,祝你高寿百岁!”挂了电话我就笑了,想起看闲书记住的一个笑话。有位年高德劭的长者,每逢别人祝他长命百岁,总笑盈盈地调侃一句:“我又不吃你家的饭,你怎么限定我活一百岁呢?”景老师的年纪当在九十六七上,祝她高寿百岁,听着是句好话,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实则极不恰当,景老师若像那位诙谐的长者,完全可以训我一句:“这娃,你是说我只有三四年的寿限么!”

最后一次见景老师,差不多是在二十年前,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可在我的观感上,景老师什么时候都那么漂亮,那么精神。先是白,再是眼睛大,最最重要的是神态好,什么时候见了都那么和蔼可亲。我上小学,是1953年,当时临晋还是县城,机关多,干部多,孩子也就多。小学一年级收了两个班,我们这个班是男老师。第二年,县政府搬走了,孩子一下子少了,两个班并成一个班,带班的就成了景老师。景老师出名后,我见过一篇文章,说她从教几十年,代的都是一年级,我自然不会去更正,但心里知道,景老师是代过我们这个二年级班的。

或许是这边的教室要翻盖吧,二年级时,我们的教室是在牌楼南侧的一个院子里。那个院子很是宽敞,不像人家的宅院,像是一盖下就是做机关用的。听说原先是临晋县的党校,县委县政府撤走了,这个院子也就空了下来,学校是公家的,要用自然给用。原先是党校,也就有教室,我们搬过来,就成了我们上课的地方。院子的大门朝东,在祠巷的北头。我们进去,走的是与镇完大门直直对着的一个偏门。一进去就是教室。教室的南头,隔出一个单间,是景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她的卧室。

她不是一个人,还带着她的儿子,白白胖胖的一个小男孩,也就一两岁吧。说是叫奶娃。我听了觉得有意思,正在吃奶的就叫奶娃,会走路了,是不是叫走娃呢?后来才知道,人家叫迺峰。我们那儿给孩子叫小名,多是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再加个娃字就行了。

景老师上课的时候,像是有人照看孩子,下了课就去喂奶。我们这些小孩子,或许是为了讨景老师喜欢吧,景老师掩起衣服喂奶的时候,也不懂得回避,就那么直愣愣地站在对面,看着景老师亮出一片白白的肚皮。偶尔还会伸手摸一摸奶娃乌黑的头发,冲景老师笑笑。别人有没有,我记得我是有过一次的。每当此时,景老师总是慈爱地冲我们笑笑,好像我们不是她的学生,只是她的一个大点的孩子。

推算下来,那时景老师也就二十四五岁。细皮嫩肉,白白净净,衣着又时兴,显得格外年轻,也格外漂亮。我们都是附近村子里的孩子,不是上学,很少见上这么洋气的女人。说是逗逗奶娃,更多的成分,是想到景老师跟前蹭蹭,切近地观赏景老师的年轻漂亮。这是现在的分析,未必是当年的理智的行为。可这非理智的行为,不也更见出少年的真实的心态?

关于景老师的洋气——该说是时髦,我们小时候不会说时髦,只会说洋气——镇上还流传过一则轶事。说是有次,她从街上走过,街边纳鞋底的女人,有人竟冲着她的后背说:“烧包!”这话细究起来,跟我们说的“洋气”也差不多少,只是带了些贬义。给了别人,听见装作没听见,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可景老师不干了,扭身走前一步,用她那清脆的普通话说道:“你这叫什么话,我挣国家的钱,教娃娃们念书,穿得好点有什么不对!”

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升入三年级,换成个男老师,没上几天课,我就随母亲去了德州。现在能记得的是,升了级,我们就离开党校的院子,搬到校本部的一个教室上课了。

虽说只有一年,景老师一直记着我这个学生。不是说我学习多么好,人有多乖巧记住的。是她记着韩家场这一家人。我的姑姑她教过,哥哥她教过,我她教过,下面两个大点的弟弟她都教过。后来她出了名,调到运城的一个有名的小学去了,要是不调走,我的几个侄儿侄女,她也会教过。

景老师对韩家的孩子好,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年后一次电话通话中,她跟我说的。说解放初,1948年吧(我们那儿1947年就解放了),她刚和她丈夫结婚不久,她丈夫姓张,也是小学教员,都在临晋周围的村子教书。她在景家卓,张老师在胡家院。我爷爷韩儒倡也在胡家院教书,是主任教员,相当于小学校长。当时规定教员要住校,每到傍晚,我爷爷总对张老师说,你去景家卓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记得说到这儿,景老师换了声调,用我们那儿的土话说:“你爷爷那个人,可好啦!”她说这话,多少也是对我那死于非命的爷爷的一种追思。

当然,也不必否认,我出了点小名后,她在人前说起我,脸上也光彩。

说过景琴老师,再说王如心老师。

1958年从德州回来,已是春末。再次进入镇完,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上初小时,同学都是镇上人,上了高小(五年级),好些是周边村子的人。我舅家在南连村,离镇上五里地,他们村的卫大鹏就跟我是一个班的。

五年级没上几天,就升了六年级。

六年级两个班,王如心老师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王老师当时也就三十几岁,人很俊气,中等身材,白脸,眉目清秀。最让人敬重的是,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现在想来该是髭吧。不像鲁迅先生的那么黑,但是俏,薄薄的一抹,离上唇浓些,往上就浅了,似显不显的融入肉色。

王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得一手好字。我说的好字,是指粉笔写的板书。第一堂课,行礼如仪之后,转身在黑板上竖行写了三个字:“王如心”。随后淡淡一笑,说:“这是我的名字,以后你们就叫我王老师好了。”不知其他同学看了王老师的字,感觉如何,我是暗暗称奇,三个字都可说是连笔。王字不说了,那个如字,轻轻一点,接下来是一个小叉,那个口字则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小点,心字更绝,干脆是平平的三个小点,只是末后一个小点,往回一撇而已。我知道这叫连笔字(当时而还不知道该叫草书), 但写得这么优美,确实没有见过。现在我写如字,还是王老师当年在黑板上的写法。

王老师的宿舍,放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推想家离临晋不会近。哪儿的,我还是前几年才知道,是三管村的。告诉我的,是运城的青年书法家王头先生。那几年,退休了,还在太原住着,王头来家里看我,说他们村有我的一个老师。一问,说是王如心老师,且说王老师还记得我这个学生,跟他提起过。他家跟王老师家离得不远,回去常见面的。说着问我要不要跟王老师通个话,我当然说要。电话拨通后,说明情由,王头将手机递给我,那头就传来王老师的话语:“是韩安远吧?!”这是我上学时的名字。我也很激动,连声问王老师好,身体可健康。交谈中,王老师说:“那时候你的作文就写得好,有一篇《我的家乡》,我还让贴了堂。”

那次通话后,我给王老师寄了两本书一幅字。他说寄到村里怕收不到,让寄到他儿子学校,记得是牛杜中学。

王老师说了贴堂,说了《我的家乡》这个题名,我也想起来了。当年为了这篇作文,王老师把我美美地夸了一顿。这篇作文的精彩处,是对家乡四个方位,各给了一句话,连起来像首诗似的。现在据记忆抄录如下:

东边汽车路四通八达,

南边中条山风景如画,

西边临晋镇生意繁华,

北边峨嵋岭半空悬挂。

现在我要说,这首诗——姑且称之为诗吧——不是我的,或者说不全是我的。没什么可丢人的,就说不是我的吧。是我哥哥的,他叫韩志远,比我大两岁。就是我去了德州,留他在老家陪伴爷爷奶奶的那位。我上五年级时,他已上初一了。记得是一次雨后,兄弟俩在门前的圪台上说闲话,他说他写了一首赞美家乡的诗,大体就是上面这么四句,我当时听了,很是佩服。最为佩服的,是说“峨嵋岭半空悬挂”。峨嵋岭,在临晋北边,本地人叫“坡上”,平平的一道梁,一点山气都没有,哥哥用了“半空悬挂”,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心里喜欢,也就记得清楚,待到了六年级作文时,顺手就“偷”了过来。

说到王老师,还得说我的一件丢脸的事。

就在六年级的下学期,离毕业没有多远,我犯了个大事被查出,叫全校大会点名批评。不光是点名,人还站在台子上,形同示众。

案情很简单。1959年的春季,灾象已然显露。对我们这些高小学生来说,最明显的是伙食质量差了许多。临晋是产麦区,刚上灶,还天天是白馍。后来变成一顿白馍,一顿绿豆面馍,再后来干脆全是绿豆面馍,只有过节才是白面馍,偶尔不是过节也会有一顿白面馍。还有汤,先前是白面汤,后来成了豌豆汤、扁豆汤,真正的豌豆扁豆又不多,舀在碗里跟泔水一样,又难看又难喝。

有一天后晌饭(一天两顿)是白馍,都很兴奋,吃完还不走,拥在大灶门口,看会不会一人再发半个。过去有过这种情况。等了好半会儿,没“相”了,渐次走开。大灶的门朝西,南边是水房,实际是开一个窗口,里面是一个大锅。上两个台阶,探身进去,可用马瓢从锅里舀开水。刚过了水房,有个同学跟我说,剩下的馍馍,满满一筛子,在案板上搁着,从后面的窗户伸进胳膊差不多就能够着。太诱人了,我俩一起过去。正有个同学,脚(鞋)尖蹭在墙上的砖棱上,一手攀住窗上的木条,一只胳膊使劲往里够,够不着,跳下来。见我手里拿的是筷子,说:“你有筷子,能够着。”他让开,我过去,也跟他刚才一样,脚(鞋)尖蹭住砖棱,一手攀住木条,使劲儿侧过身子,让胳膊多往里头伸些。嘿,扎住了!扎上一个递往身后,谁接住根本看不见。一连扎了七八个吧,身后没人要了,这才给自己扎了一个,跳了下来。

说实在的,当时根本没往偷上想,还觉得自己怪英雄的。睡下后,事发了,有人叫我去王老师房间,路上还在想,该不是又让我“贴堂”吧。去了一看,好几个同学已垂手站在脚地,老师也不呵斥,只说:“是你扎的馍吧!”没有狡辩,只有乖乖承认。一人一份检查,当晚写了交去。不就是多吃了个馍嘛,能有多大的事儿?

想得美!第二天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王老师只是办案子,处罚由校长执行。第二天到了吃前晌饭时间,我们都到了饭场,就是大灶前的一块空地。

这个饭场,也要说一下。一个班一行,前面是个小水缸,里面是扁豆汤。起初是一人一瓢挨住来,剩下了随便舀。往南,每隔几步,地上搁一个比尿盆小些的瓷盆,里面是熬的南瓜菜,这是从灶上打来的。待会儿领上绿豆面馍,各小组围成一圈吃饭。

这天,还没领下馍,传来全校集合的喊声。汤还未盛,我们便将各自的饭碗在菜盆一圈摆下,列队到了校部前面。校部是个大房子,在一个半人高的砖台子上。待队伍站好,校长出来了,一脸的肃穆。校长记得姓宋,叫明轩。那年头,镇完的校长,是很了不起的。

宋校长是个瘸子,不很厉害,走路总提着根细细的铁手杖,站住要跟人说话了,手杖往屁股后面一撑,两只手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回也一样,走到前台,将手杖撑好,厉声说学校发生了一件偷馍馍的案子,多么严重,多么可耻。接下来宣布偷馍馍的学生名单,一共七八个,头一个就是韩安远。以为只是说说,料不到的是,念完之后,大喝一声:“全都上来!”于是我们几个,一个个灰溜溜地上了砖台子,面向台前的队伍,脑袋低得下下地站好。宋校长又说了几句,这才解散吃饭。

我羞得没脸去饭场, 放在菜盆圈上的饭碗,是一个同学替我拿回来的。

纵然出了这样的事,王老师对我也没有怎么个不好,该怎样还是怎样。对其他同学,也都一样。

暑假过后,顺利上了临晋中学。

2022年2月22日于潺湲室

……

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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