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在芦墟(节选)

荆歌,号累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文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集《八月之旅》入选“中国小说50强”丛书。另有作品被翻译至国外,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曾受邀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近年发表出版了《诗巷不忧伤》《他们的塔》等多部少儿长篇小说,数次登上各类好书榜,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和紫金山文学奖。曾在杭州、苏州、宁波、成都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

在芦墟(节选)

荆 歌

芦墟镇在吴江的东部,与上海交界。那时候芦墟中学每年都会在沪青平公路上举行迎春长跑比赛。我的父亲是学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每次运动会之类,他都是担任总裁判长,春季越野长跑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发令枪一响,大家就一窝蜂地跑起来。跑着跑着,很快就跑到上海的地界上了。上海的沥青公路地面上,用粉笔写着大大的美术字“芦中加油”“坚持就是胜利”等,这让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们精神突然为之一振。字其实不是上海人民写的,而是我父亲的手笔。他隔夜带领两名学生骑自行车过来写下标语,为的就是要给明天长跑的芦中同学们加油鼓劲。

与芦墟相邻的镇子是金泽,那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古镇,从前很是宁静古雅,现在也成了很热的旅游点,到处挂着红灯笼。我们家那时候有一只三5牌台钟,是金泽的一个朋友帮忙买的。我和哥哥受命去提货,我们没有坐汽车,也不是骑自行车,而是推着一辆借来的小板车去把台钟运回了家。

虽然行政区划上不归上海,但是芦墟很海派。好像没有一个芦墟人不会说上海话的。我们家就在学校内,一幢清代的老木楼,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隔壁的刘老师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她一个上海人,当年是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吴江,要回上海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芦墟中学当老师便是最理想的选择。她新婚的先生是金泽军工企业的,两人虽然在不同省份工作,事实上却离得很近。小胡叔叔(我们都这么称呼刘老师的先生)每到周末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进入芦中校园,我记得,刘老师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给他递钥匙的时候,总是通红着脸。刘老师的嗓音和她的人一样美,她唱歌实在是太好听了。她经常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我在家里的时候,总是听到她踩着歌声走上楼来。我家和她家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头板壁,两家说话的声音,彼此都听得清清楚楚。刘老师一口标准的上海话,软软糯糯的,句句都传进我耳朵里。所以上海话对我来说,跟芦墟话一样,都是再日常不过的。

小胡叔叔也是上海人,也是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他不在家的时候,刘老师当然很少说话,她只是经常唱歌。等周末小胡叔叔来了,两个人的上海话就热闹地说开了。他们好像从来不吵架,他们说说笑笑的声音非常悦耳。

小胡叔叔是很帅的,而且有学问,他似乎什么都知道。我们因此都很崇拜他。学校操场上的单杠和双杠,平时大家只是吊在上面瞎玩。有一天小胡叔叔在单杠上耍了几把,简直把大家都看呆了。他居然双手抓住单杠,整个身体像风车一样旋转起来。这可是专业体操队员才能做的动作呀!他对我们几个教师子女都很客气,说话的时候总是微笑着。有一年他到芦墟来过新年,送了一张贺年卡给我。那张贺年卡就像今天的身份证大小,印刷之精美,让我欢喜得晚上都舍不得离身,把它放在枕头下面才放心。每次小胡叔叔来,刘老师都高兴得面孔潮红,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特别地开心。因为他带来好听的上海话,是的,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个人的上海话,都是他带来的。他还带来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见闻。在院子里闲坐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许多新鲜事。世界上的新鲜事真多啊,那时候还是中学生的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小胡叔叔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什么都说,就是从来不谈他的工作。因为他在军工厂工作,那是保密单位。

因为是上海人却调不进上海工作,所以降格以求选择了芦墟中学,这样的老师有好几位。我在芦墟中学上高中时,语文老师张仁贤也跟刘老师的情况一样。所不同的是他的爱人也在芦墟工作,而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爸爸。张仁贤老师可是世上少有的优秀语文老师。他的学问才华,是我学生时代的唯一所见。后来我自己当了八年语文老师,也还是没有见到过一位语文老师有他那么有水平的。他不仅文学素养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我对毛笔字的喜爱,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今天回想起来,他在黑板上写的粉笔字,也都像于右任的字。许多草书,就是于右任的笔法。我今天会认会写一些标准草书,都是从张老师那里学到的。张老师普通话好,会写诗,朗读课文绘声绘色抑扬顿挫,那真是享受。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他,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语文。有的学生就爱在背后说他坏话,因为在他们眼里,张老师与众不同,像个书呆子。为此有人变着法子捉弄他。在他进教室前,门虚掩起来,把黑板擦架在门上。他推门进来,黑板擦就掉下来。他被砸了,很愤怒。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只是板起脸上课。但是上着上着,他就进入角色了,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脸色活泛起来,起劲地讲着课本里的内容。还有一次我记得,有人在黑板上涂了白色蜡笔。张老师写板书的时候,有些地方粉笔就怎么也写不上去。他非常生气,因为他是把每一个字都当书法来写的,他的字不能在黑板上很好地发挥,他当然不爽。他生气地把粉笔甩在地上,然后又自己弯腰捡了起来。

那时候芦墟镇上有三张。除了张仁贤,另外两张也都很是了得。一个是张明观先生,当时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那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出版了长篇少儿小说《高高的银杏树》,绝对是小镇上的名人。后来我有幸和张明观成为同事,同在吴江文化馆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度过了十来个春秋,真是三生有幸。明观先生为人智慧沉稳,给我的人生以许多帮助和教益。他后来放弃儿童文学创作,专心从事柳亚子研究,出版了《柳亚子传》等多部专著。说起来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也好久不联系了。只知道他退休后蜗居苏州古城区家中,继续着他的南社和柳亚子研究。什么时候真该联系一下,见个面,好好叙叙旧。因为我也是老人了,到了怀旧的岁数。

还有一张,是一肚子学问、风流倜傥的张舫澜先生。舫澜先生饱读诗书,明清以来的江南史志那绝对是专家级别的。家藏珍本古籍不计其数。他也是著名吴歌《五姑娘》的主要搜集整理者。他那时候在芦墟汽车站工作,读书写作做学问都只是业余。我每在街头遇见他,都会尊敬地叫他一声“张老师”,而他总是儒雅地微笑点头。他的腋下,总是夹着书。很多年以后,我和朋友去寻访叶小鸾墓地,舫澜先生热情作陪,一路上说起江南历史掌故和午梦堂叶氏一家,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脸上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七十多岁的老人,无论面孔还是身材,还都像年轻人一样。精神状态就更年轻了,说话思路清晰,博闻强记,别人哪里插得上嘴,只有倾听。

小小的一个镇子,居然有这三张,芦墟真是有仙气的地方。三张惺惺相惜,过从甚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仁贤老师调回上海南汇教师进修学院教书,上海人终于回到了上海。彼时我已在吴江文化馆工作,和张明观先生同事。有天居然突然看见张仁贤老师奇迹般出现在我们办公室门口,让我喜出望外。原来他是应明观先生之邀,特意从南汇过来帮忙给一本书改稿把关的。

我是初二那年随父母从屯村迁至芦墟就读芦中的。那时的芦墟中学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校园内绿树成荫,尤其是那条又长又宽的煤渣跑道,一边高大的柳树排成行,柳枝低垂及地,总是在风中少女长发一样轻柔地飘动。明清旧筑和灰墙黛瓦的平房教室交互错落,无论晴雨,都耐看入画。不远处就是美丽的分湖。校园与分湖之间,隔着一大片农田。每到春天,那就是一大片的金黄和紫红啊!油菜花和紫云英,就像海一样在围墙外面起伏荡漾。香气蒸腾,一阵阵飘进校园,飘进教室,飘到我们的鼻子里,沁入我们的心田。经常有人在红砖围墙上挖出一个洞,我们就钻出去,去拥抱春天,去花海中奔跑,去金黄紫红的浪里嬉戏,然后沾一身花粉回来。

屯村是个小地方。我们从屯村搬家到芦墟,所有的家当,还有一家四口,装载在一条农船上。船儿停靠在芦墟北栅头的河码头上,立刻有许多学生围了过来。那正是下午放学的时候。船舱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桌椅铺盖锅碗瓢盆,还有丑陋的马桶和马桶刷子之类。和这些物品一起被这么多陌生人围观,我感到无地自容。尤其是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名女生,她美丽的微笑仿佛把整个世界都照耀得炫目,这越发让我感到自卑。芦墟是一个大镇,它是仅次于城市的地方,岸上是另外的世界吗?它的人事,它的一切,都是会让从乡下驶来的一条农船自惭形秽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自卑的情绪笼罩。那时候,芦中大会堂里正举行学生美术作品展。四面墙壁,安安静静悬挂着一幅幅画。都是一些小画,散发着十分高雅别致的气息。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幅是费建中的油画《小朋友》。他画了一个小男孩的肖像。此人后来成了我的同班同学,他的字和画在全校都是首屈一指的。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芦墟照相馆工作,还请费建中帮我为一张黑白照片着色。展览作品里,有油画、水彩、水粉,还有剪纸、布贴和树叶画、麦秆画等等。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却是如此的精彩。它们是我从未见过的,之前我对画的理解,就是连环画。我喜爱美术,我全部的美术活动,就是看小人书,然后对着它临摹。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会堂里,反反复复地看着墙上的画。我仰视着它们。这些画,像一张张高傲的脸,它们鄙夷不屑地看着我,仿佛是在冷冷地问我:你见过吗?你会画吗?

大会堂里的画展撤掉以后,门窗就全部大开了。里面摆放了很多的乒乓球桌。芦中学生的乒乓球水平在全吴江县是最高的,不仅有人进了少年体校,还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了运动员。我的同班同学徐凤琴,她哥哥徐宏奎就被选进了国家队乒乓球队。我直到工作之后才见到徐宏奎,他那时已从国家队退役,在吴江体委工作。我的学生时代,徐宏奎是神一样的存在,因此在我眼里,他的妹妹徐凤琴也是非同寻常的。事实上她的球技也非常高超,班里所有的人都不是她的对手,无论男女。

看他们练球,我就像一个傻瓜。我哪里见过这样打乒乓球啊!来来回回,抽过来推过去,甚至几百个回合球都没掉地上,一直在两块拍子之间乒乒乓乓地飞来飞去。而我之前玩过的乒乓球又是什么样的呢?那是我家门外的大鸡窝,上面架着一块水泥板,几块砖头竖起来,隔在中间,算是球网。球拍上是没有橡胶的,稍一用力,球就飞得很远,把鸡吓得乱扑腾。乒乓球也只有一个,早已经破了,接触球拍和落到水泥板上的时候,发出喑哑破碎的声响。它曾多次被踩瘪,然后在开水里泡一下,弹了起来,变得不再滚圆。后来就不能再泡,泡也弹不起来了,因为裂了。只是用手捏几下,勉强整成圆形。

钱明辉和我同龄,但他低我一届。和他成为朝夕相伴的好朋友之后,我才慢慢摆脱了在乒乓球领域的极度自卑。他打得太好了,完全是专业水平。他在专业之外,教了我很多野路子手段。这些办法很管用,让我的战斗力迅速提升。至关重要的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在班上因为球技过差受到歧视时,我就会说:“你打得过钱明辉吗?”三十年时光匆匆过,南京的、上海的作家朋友来苏州开会,因为想打乒乓球,我就把他们接到吴江。我请出钱明辉,让他陪打。钱明辉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退役后进入吴江公安局工作至今。他和作家朋友的球技,完全不是一个境界,高出不知道几个档次。我发现钱明辉打球完全不认真,他一直都在故意放球让他们打。我甚至看出来,他的态度有些轻慢。我就对他说,明辉你要认真打,你要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这样大家才有尊严。

在芦中,我各方面的见识和技能都突飞猛进,产生了很大飞跃。我参加了美术兴趣小组,在陈慕天老师的教导下,懂得了怎么画素描,怎么画水粉画和油画。我们还去附近的纽扣厂捡来处理过的蚌壳,在上面画了油画风景,挂在家里作为装饰。我还画了一幅工笔牡丹,送给一位女同学。她家就住在学校附近,我们经常在河码头上遇到。我们不是提着一篮子碗碟去洗,就是到河里洗菜洗衣服,遇见了就会聊天。在校园内,男生女生是互不搭理的,但在河码头,却亲热得就像一家人。后来我去她家玩,看到我画的牡丹悬挂在墙上。尽管我觉得挂得实在太高了,几乎已经接近天花板,看画须仰头才行,但我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不知道我的这幅杰作今天又在何方。

芦中那时候的老师,许多都是才华横溢的。数学老师许维益喜欢唱评弹,那时候我们不懂评弹,只觉得好听。如今想来,许老师唱的应该是蒋调吧,《庵堂认母》和《杜十娘》是他百唱不厌的。我的父亲当然也算是一位才子。周恩来逝世的那天,他彻夜未眠,画了一幅巨大的周恩来肖像。结果他因体力不支,在第二天的全校师生追悼会上晕倒了。教我们物理的王明哲老师风度翩翩,只要天气不是太热,他都系着好看的围巾。他在黑板上画运动的小人儿,寥寥数笔,却生动又形象。有一天,远远传来一阵歌声,是那么娓娓动听。我循声而去,到了史地音美教师办公室,发现是王老师在风琴前自弹自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老师唱歌。一个男人竟然唱出如此美妙的歌声,让我敬佩羡慕的同时,感动得差一点流下泪来。

芦墟人都知道一句俗话:芦墟三白荡,无风三尺浪。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一定是三白荡湖水很深的缘故吧。三白荡那么有名,我却一次都没去过。芦墟江河湖荡很多,是标准的水网地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湖才是三白荡。凡开车去上海,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经过芦墟,我都要眺望那一片片明晃晃的湖水,脑子里想着,这是不是三白荡呢?看它边上盖着一些妩媚的别墅,我想它也许不是三白荡。三白荡不应该是这样的乖巧安静,对不对?那么它是元荡吗?还是大渠荡?

这一段高速公路,地上密密铺设了减速带,路旁立有警示牌,写着“事故易发地段,请减速慢行”。我想都是因为这一带风景太美的缘故吧!谁路过这里,都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的。

写《浮生六记》的沈复,字三白。他的三白,是指白盐、白米饭和白萝卜,喻生活清贫而自得其乐。那么三白荡的三白又是什么呢?跟白鱼、白虾、银鱼太湖三白是同一个意思吗?好像不是。我想三白荡的三白里,至少会有一个“白浪”。芦墟镇上的名人陆阿四,据说以前是个渔民,曾在三白荡上搭救了一位落水的姑娘。当时姑娘的父亲承诺,如果谁把他女儿从风急浪高的湖水里救上来,那么就将她许配给谁。故事里的许多事,就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创作源于生活嘛,这没什么奇怪的。可是陆阿四救上了姑娘,他们却反悔了,食言了。陆阿四偏又是个死心眼,对落水姑娘一见钟情,因此终日郁郁,最终精神出了问题。陆阿四整天在镇上游荡,他有一绝,就是出口成诗。当然也不是什么诗啦,打油诗都算不上的,只是押韵的顺口溜罢了。他在街头行吟,把自己的遭遇有板有眼地说出来。也经常会有人上前逗他,说什么的都有。陆阿四总是不慌不忙,以押韵的顺口溜回答人们的提问和挖苦羞辱,总是很从容的样子。

一条市河从北到南或从西向东穿镇而过,这是无数江南古镇的普遍格局。芦墟的市河,是南北向的。南边与京杭大运河汇合,轮船码头就在那里。师范毕业前我曾被安排到吴江最南端的桃源中学实习。那个地方与浙江乌镇相邻,没有公路,不通汽车。我在那里实习,两周一次回芦墟家中,往返都要坐客轮。所以轮船码头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地方。从轮船码头到我家,要穿过整个镇子。是的,芦墟中学是在镇子的最北边,再往北就是窑港了。那里烧窑的大烟囱,高得好像插进云里去了,仿佛那一朵朵的白云,就是从烟囱里吐出来的。我经常在我家的北窗口看窑港,看好看的烟囱和好看的云,还有好看的窑港桥。我家北窗口是我的专属瞭望台,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还能俯瞰一片篮球场。有人在打篮球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打篮球。球场上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我就看云看天,眺望窑港。或者就是拿一本书就着天光看。我喜欢看的书,都是父亲不希望我看的,比如《红楼梦》和《浮士德》。前者是家里的藏书,父亲一直认为我一名中学生不该读这样的书。《浮士德》是我向同学借来的。我读它们的时候,只要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在木楼梯上响起,便随手把书扔到背后的蚊帐顶上。窑港桥是一座很大的桥,过了桥就很荒凉了。我曾在夏天拖住一条路过的船,让它一直把我带到窑港外。船上的人不准我们吊在他们船舷上,他挥舞一根竹篙,把胆小的孩子吓得松了手,纷纷落回水中。而我躲在一只汽车轮胎下,悄悄抓着轮胎,没被船上的人发现。船速很快,我的裤头没系紧,差点就被水撸了下来。我一只手拉着裤头,一只手拉着船帮上的汽车轮胎,很快就过了窑港桥。等我松手的时候才发现,离家已经很远了。北栅头的一切,看上去是如此模糊陌生而遥远。那天我一路游回来,游得好累,并且内心充满了恐惧。因为天很快就黑了,我担心水里会有落水鬼,因为他们说三白荡里就有落水鬼,人掉进三白荡里,就是被落水鬼拖了去。当年陆阿四救起的那个姑娘,是个例外,她是个幸运的人。但陆阿四是不幸的。

分湖离芦墟中学不远,它是芦墟一带众多湖泊里最有名的。今天的芦墟莘塔北厍,合起来有了一个新名字,就叫汾湖。只不过我一直对这个“汾”字很不习惯。因为分湖不是汾湖,汾湖好像是山西的一个地名。芦墟分湖的分,是没有三点水的。你去查柳亚子的诗,有“分湖便是子陵滩”这样一句,分字没有三点水。分湖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它分开了某两个地方。但是现在大家都把分湖写成汾湖,好像也没办法了,也不用太计较了,汾湖就汾湖吧。不过我记忆中的分湖,却还是分湖。

世界上湖泊很多,我总结出来,凡是特别美的湖,一是要靠山,有山有水才是山水。二呢,得有一点人文内涵。杭州的西湖为什么几乎是天下最美的湖?就因为它既有山,又有人文。衬着西湖的那些山,美得就像按照人们的审美理想画出来的。而它边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有来历有传奇,浸透了文化。分湖也因为不是在人迹罕至处,它与芦墟这个古老的镇子紧紧挨着,彼此映衬着,它给了古镇湿润和灵气,而镇上新新旧旧的房子,则反过来也装点了它。所谓相得益彰,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清明时节,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分湖滩。不是让我们去玩,而是带我们去给葛鹤年烈士扫墓。墓碑很美,像小小的宝塔一样立在湖畔,也是分湖一景。

大家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好吃,其实江南许多湖产的蟹都好吃的。我就一直都很喜欢太湖蟹,秋风刚起的时候,蟹虽还未老,但这时候的蟹肉是最嫩最鲜美的。分湖的蟹也好吃,肉特别结实。但是因为产量小,也没什么名气,所以几乎没人知道它,吃过它的人就更少了。分湖蟹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无论公母,两只螯不一般大,一大一小。据说是因为一只螯打架什么的掉了,然后长出一个新螯,自然不如原来的大。但是,为什么所有的分湖蟹都是大小螯呢?不可能每一只蟹都打架打掉一只螯,然后又长出一只新螯。分湖蟹好吃,因为分湖水质好,而且它也是硬滩。硬滩上生长的蟹,脚头硬,有力,肉就结实。我生活在芦墟的时候,分湖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特别甜。镇上没通自来水的时候,经常有人去分湖担水回来喝。后来水厂取水口就在分湖里。只是不知道现在它的水是不是还依然清冽甘甜。

大渠荡离镇子就比较远了,虽然它也是一个很美的湖,但没有一首诗是为它写的。那时候围湖造田,大渠荡的一半都被填掉了,成了农田。我们去学农劳动,头戴草帽,手拿镰刀,排着队走出镇子,走过长长的太浦河桥,然后沿沪青平公路往上海方向走,要走很长的路,才到大渠荡。我上高二的时候,才有资格住到大渠荡去。湖底农村分校用油毡搭起来的房子,里面有十来张双人床,那就是我们的宿舍。一进宿舍,就能闻到浓烈的沥青味道。后来我只要闻到沥青味,就会自然想起大渠荡的宿舍。吃住都在那里,劳动也在那里,在今天看来很艰苦乏味。但我们那时候可开心了,不用做功课,也不上课,劳动之余,不是在空地上打排球,就是在宿舍里聊天、唱歌、打牌。但我记得那时候一天到晚肚子饿,饿得很难受。开饭的时候,打半斤米饭,就着榨菜炒肉丝(里面有没有肉丝其实很值得质疑),三下两下就吞进肚子里了。然而还是饿。有一次我吃下半斤饭后,又去打了半斤。就这样,到了半夜,还是饿醒。真的,那时候很苦,要是让我回到那时候,重新过那种吃不饱、冬天手足全是冻疮的艰苦生活,我自然是不愿意。不过,如果让我变成现在的孩子,过一种课业重压下的生活,我就更不愿意啦!

大渠荡分校后来好像淹掉了,又变回了一片浩淼。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有几次半夜被叫醒,爬起来抢险。因为大雨,堤坝泡酥了,如果决堤,那分校就要葬身湖底。虽然所谓的分校,其实既无教室,也没有办公室,只有油毡包裹起十几张双人铺的所谓宿舍。一个男宿舍,一个女宿舍,还有一个老师宿舍,还有一处伙房,都是油毡搭的,蹲在抽干了水的空荡荡的湖底,像几只巨大的乌鸦。

住在分校宿舍里,我睡的是上铺。有天晚上我从上面掉了下来。落下的时候还在睡梦中,是突然的疼痛让我醒来。钻心痛的是右脚的大脚趾,身体落下时,它踢在方棱的铺架上,把趾甲踢得翘了起来。第二天我一瘸一拐地走回家,从大渠荡分校到芦中校园内的家里,估计足足走了三小时。脚太痛了,我的右脚只能脚跟着地。走在公路上,一辆汽车开过的时候,车窗里伸出一个脑袋,对我大声说:“跷脚狗!”我想找一块石子扔他,但柏油公路上什么都没有。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发现右脚的回力牌白球鞋变成了红的。顺便要说一下我们的回力牌球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当时我们男生都以拥有这样一双鞋为荣。高帮的回力牌球鞋,我们会在每次洗干净之后,将其浸泡在加了几滴纯蓝墨水的清水里,这样它就会显得很白。却始终不知道这是谁的发明。

顾家弄边上就是芦墟酒厂,里面散发出来的酒糟的味道,大人们总是说很好闻,但我觉得它酸叽叽的,倒是很像醋味呢!我觉得芦墟镇上好闻的气味,是牛舌头湾那里榨油的香,那才是真香!不仅人闻了觉得香,鱼也喜欢这种香气。所以有人就去要来榨油之后的菜饼,其实就是油菜籽榨了油之后的渣,打鱼的时候在水面上撒一点,很多鱼就游过来了。

酒厂里面总是热气腾腾的,路过的时候往里瞥一眼,就能看到里面的工人是光着上身在那里铲堆在地上的酒糟。我感觉他们身上永远都是大汗淋漓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凡是看到黄酒,都会觉得它里面是混杂了汗水的。

酒厂和市河之间是一条路。酒厂里的一根排水管,就通过路的上方接到河里。这根水管从路的上面横跨而过,就像一根细细长长的单杠。每次路过这根水管的时候,我们都要跳起来。我说的我们,就是我和吴伊川。他是我当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家也住在北栅头,芦墟中学附近。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游泳。他有整套的木匠工具,让我十分羡慕。我从小就对做木工活有浓厚兴趣,但是赤手空拳怎么做木工活呢?偏我的两位特别好的小伙伴,家里都是有木匠家伙的。除了吴伊川,钱明辉家也有。不过钱家的工具,其实也不是钱明辉的,而是他哥哥钱明吉的。明吉的木工水平,那可不是吴伊川能比的,后者只是玩玩而已。明吉却在交了女朋友之后为自己打制了一整套家具,那时候所谓的“四十八只脚”,你自己去想,一共是多少件家具。伊川的锯子刨子之类,只是用来玩的,我也没见他做出过什么像样的家具,只记得他打制了一把小椅子,可以用来坐着洗脚的那种,而且并不美观。

我和伊川凡路过酒厂,都要跳起来,目的是要触到那根横跨在路上方的水管。但是我们并没有摸到它,因为它实在太高了。当然,它也不是高到让我们可望不可即。要是根本不可能碰到,我们也不会一次次跳起来。谁会因为想捞到月亮而傻傻地跳起来呢?日子一天天过去,寒来暑往,我们每经过酒厂,都会跳起来。我们似乎有这样的信念,总有一次,我们的手指会触到那根水管。伊川说,他的弹跳力一天比一天好,他每次都认为下次自己就能摸到水管。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没有说出来,我觉得说了下次能碰到,但又并不能碰到,那很丢脸。

伊川有一天惊喜地对我说,他碰到酒厂的水管了,它是热的。我看他一脸兴奋的样子,估计他是真的碰到了。我很嫉妒,为什么首先碰到水管的不是我,而是他?我装作不太感兴趣的样子嗯了一声。伊川对我的冷淡态度很是不满,他又大声说了一遍:“荆歌,我碰到酒厂的水管了,你听到了吗?”我说,我听到了,但是不相信。他就狠狠拉了我一把,要我现在就跟他一起到酒厂去,“我跳给你看!”他说。

我们到了酒厂,他迫不及待地猛跳起来。不过他并没有碰到。如果是碰到了,他会一声不吭吗?于是他走到十步开外,想利用助跑跳得更高一些。这次,他大喊道:“我碰到了!我碰到了!”我说我没有看见。我是真的没有看见。我的眼睛很好,但我并没有看到他的手指碰到了水管。

他觉得很冤,说明明是碰到了,你却说没看见!我就对他说,我不是故意装着看不见,我是真的没看见他碰到。于是他就很不服气地说,他再跳一次给我看,让我一定要瞪大眼睛仔细看,不要明明看见了还说看不见。

他又跳了一次。这一次我都不用看,就知道他没有摸到水管。只从他弹跳的状态看,就不可能碰到。他突然显得不那么灵活了,起跳的时候,好像步子都不太稳。可能是因为他刚才几次跳得太猛了,力气差不多用完了,所以越跳越没希望了。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他才又兴奋地告诉我,他又碰到了水管。他还说,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都是碰到了,是真的碰到了,所以随便你相信不相信。他很自信,自信到根本不需要目击者。我说,那我们去酒厂吧,我看你跳。他居然说,他不想跳给我看。他说,我碰到了,我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要他去跳。虽然我很嫉妒,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看他跳,想清清楚楚看到他的手确实是触到了水管。或者,就是明明白白地看到,他并没有碰到,只是吹牛。

他果然是碰到水管了。因为,他的手在酒厂的墙上抹了一下,然后给我看他的手。我看到他的手指上,沾了墙上的灰。他猛跳起来,并没有助跑,就把手指上的墙灰抹在了水管上。他真的是碰到了!其实他不用抹墙灰,我也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水管被他碰了一下后,微微地振动了。

我有点沮丧,没有向他表示祝贺,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也要尽快碰到它。

很快我们都能轻松地碰到酒厂的水管,因为我们长高了,弹跳力也比以前好了。我们不仅能摸到它,还能在瞬间将它一把握住。当然,握的动作必须是很快的,迅速握住,又迅速放开,短暂得就像闪电在夜空中亮一下那样。否则的话,你懂的,水管就会被我们拉下来,那不就是闯祸了吗?酒厂里赤膊的工人,一定会跑出来,用手里的大铲拍我们的脑袋。

伊川后来去了一艘挖泥船工作,因为表现出色,曾被评为苏州市级的劳动模范。我得到这个消息,一点都不嫉妒,很是为他骄傲。后来,他就一直在航运公司工作,好像还当上了领导。但我们很少联系,好像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伊川有三个弟弟,两个大弟弟是双胞胎,小弟弟与他相差十来岁。我凡去他家,见了他三个弟弟,都只是打个招呼,并不跟他们一起玩。但是好朋友钱明辉的弟弟钱明伏,却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和明伏两个人,曾结伴去了一趟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明伏也是。我们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两个人都变得沉默了。是的,我被大都市的车水马龙惊呆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房子啊?既高又漂亮。那么多车,那么多人!站在繁华喧闹的街头,我们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身处这样的世界的。我只觉得头脑晕乎乎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很久,我们才缓过劲来。到了南京路,双脚只是机械地走着,眼睛来不及看,就像卑微的蚂蚁,就像无形的水滴,被五光十色的洪流裹挟着向前向前。抵达外滩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我们闻到了黄浦江水的腥味,也看到了华灯初上之后靠在矮墙上的一对对情侣。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晚我们没有住旅馆。是因为没钱呢,还是没有证明?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要住旅店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们就一直待在黄浦江边,像情侣一样两个人靠在一起,看夜色,看黑夜里还在江里往来的船只。风是很凉爽的,只是有着很浓的腥味。我俩讨论,这腥味从何而来?是因为江里的鱼吗?那为什么芦墟的市河、分湖、大渠荡也有鱼,却没有这种腥味呢?听到边上有人说,不远处就是海,黄浦江就这样流着,一直通往大海。那么,难道这腥味,是大海的味道吗?

想想就有点后怕。因为我和明伏人生第一次到上海的那个夜晚,我们在黄浦江边熬到后半夜,实在困了,就在沿江的矮墙上躺下睡了。刚迷迷糊糊入睡,就被厉声喝醒。一个男人把我和明伏狠狠地拉下来,说:“找死啊?不想活了啊?滚下去喂鱼啊?”

我和明辉那时候共同爱好着练钢笔字和吹口琴。我们勤学苦练,吹口琴吹得嘴角都有点烂了。口琴曲抄了满满一大本软面抄,是用钢笔抄写的。钢笔在墨水瓶里吸了墨水,明辉总是从餐桌上拿起抹布,将笔头擦一下。因此他家的抹布是蓝色的。直到今天,在饭局上说起以前练钢笔字,他都要说,他是学我的字,模仿着我的笔迹。而我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是谁模仿谁,肯定是相互影响吧。高中毕业后他去了舟山群岛当兵,我们频繁地通信,钢笔字写了满满的两页三页甚至更多页,两个人的字确实有点像,越写越像。

舟山当兵回来,他就进入县公安局工作。当时我在苏州地区师范读书,没有收到他的信,却得到了一个消息,几乎是噩耗。同事竟然在擦枪的时候走火,一枪打在墙上,子弹反弹回来,钻进了明辉的肚子,还把他的肝脏打穿了。我听说了这个消息,心里悲伤得不行。但我没有给他写信,我知道他正在医院抢救,据说伤势非常严重,写信给他又有什么用呢?我有一种预感,觉得他完了。那几天,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始终强迫症一样在想着如何写一副挽联。我想象在追悼会上,我写的挽联会挂在他的遗像边上。我越想越悲,腹稿打了无数,最终也没有决定到底哪联才是最好最合适的。

后来传来消息,他康复出院了。我又收到了他的来信,亲切的字,散发着蓝黑墨水的香。

再后来,听说他结婚了。再后来,他有了孩子。再后来,我们在失去很多年联系后,又坐到了同一个饭桌前。他的酒量很好,我们不再回忆往事,只是喝酒。

我们的共同爱好,不再是写钢笔字和吹口琴,而是都喜欢上了玉器。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是谈论跟玉有关的话题。他当外公的那天,我送了一块小白玉雕件给他的外孙女,他高兴地把他胸口挂的玉牌掏出来,要比一比哪块更白。

从少年到当了外公的年纪,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的,就是打乒乓球。我把到苏州来参加文学会议的作家朋友带来吴江,跟他打球。看他们打球,我心情很是复杂。因为两边都是好朋友,看谁输得难看我心里都不舒服。但是最终,我还是有点感到骄傲。因为明辉是我的发小,他的球技是这样的超群,无论号称多么厉害的作家朋友,在他面前都是不堪一击。我回想起小时候,我虽然跟他朝夕相处,但我们很少打球,更多的时候只是我看他打。因为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有一次他把拍子换到左手,对我说:“我让你十个球,怎么样?”天哪,他用左手跟我打,还让我十个球,如果我赢了,也没什么值得骄傲啊。非常遗憾的是,尽管这样,我还是输了。

汤红是我们一帮少年朋友中的后来者。他们一家六口是从山西大同过来的。他的爸爸是来芦墟中学当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他们操着标准的普通话,似乎与我们的小镇,与我们说着芦墟方言的孩子们格格不入。但是很快,汤红就听懂了南方话,后来又学会了说芦墟话。他们刚来的时候,也住在芦中校园里,就在张仁贤老师家的楼上。我们常在一起玩。但他似乎一点都不喜欢芦墟。他经常抱怨说,他们全家,都是被他爸骗到这里来的。他爸对他们说,芦墟是好地方,江南鱼米之乡。汤红很不屑地说,什么鱼米之乡,每天都吃不饱!他回忆在大同的日子,那才舒服呢!部队食堂里的馒头,又白又软又有弹性,要吃几个就吃几个,一直吃到吃不下为止。

后来汤校长调去当芦墟镇镇长,他们就住到镇政府里去了。于是我经常去镇政府玩。有次他生日,在家门外的大院子里庆祝。黄杨树上缠满了彩色灯泡。芦墟因为有一个灯泡厂,所以很多居民家里都有彩色小灯泡。许多灯泡都是次品,厂里检测的时候不合格,就流了出来。我背了一架手风琴,专门创作了一首《汤红生日之歌》,在他家院子里自拉自唱。黄杨树上的彩色小灯泡不停地闪烁,好像是合着音乐的节拍在跳动。

后来很多年不见汤红。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吴江文化馆工作,单位就在古老的松陵公园里。我下班回家的时候,路过公园茶室,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一看竟是汤红啊!我很欣喜,阔别多年,竟然在单位门口与之意外相遇。他跟小时候不一样了,高大、彪悍。我惊喜地看着他,一时无话。这时候,围上来一帮精壮的小伙子,他们热情得近乎谄媚地跟我打招呼,纷纷掏出烟来敬我。我不解地看着汤红,他轻描淡写地说:“都是我兄弟。”

汤红现在也当了外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外孙。他在芦墟318国道边上开了一家餐厅“香樟园”,以野生湖鲜主打,菜做得好吃极了,常常食客盈门。他越剧演员出身的太太说,他们的菜,不仅不放味精,连料酒都不放,就是追求一个原汁原味。我去吃过几次,味道确实大赞。

汤红的女儿思思是个美女,她在吴江实验初中读书的时候,汤红吩咐我有空儿就要给思思写信,以帮助她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我给她写了几封信,她却一封都没收到,后来也就不再写。这事很奇怪,我们推测,应该是被老师没收了。老师不知道有没有拆开信封来看信的内容。多半是并没有细看,就把信扔了。老师一定认为,中学生就应该专心学习,校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给她写信,一定不怀好意。为了保护孩子,当然必须扔了!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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