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了一把锄头,立在村小旁边的菜地里。菜地边就是通往垭口,去县城的崎岖山路。路边坡地里,庄稼已经收割,地还空着,等待着被再次翻起。远处是摇篮样环抱着溪头沟的绿油油的山川。我弓着腰,像父亲母亲那样挥动锄头翻起地来,每掘开一块土,就有一张或者两张纸币随着土块翻出来。我弯下腰将手伸向地里,捡了一张还有一张,翻出的纸币怎么也捡不完……

猛地一个激灵,睁开眼定了定神,发现自己是躺在县城家里宽大的床上,眼前、高处是白白的天花板,枕边的妻子正规律地响着鼾声。我知道自己又做梦了。整个人却依旧沉浸在不断捡拾纸币的快乐里,一时无法彻底从梦境里抽身。

这个梦最初降临是在什么时候?已不记得了。唯有梦境里的情形却始终历历在目,清晰如初,就好像梦境一直持续着,仿佛被设置成循环模式的录影带,从未中断过播放,而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梦里,从不曾醒来。

我有几次把这个梦境讲给身边的朋友听。朋友听罢,一个劲儿地冲我会心地嘿嘿直笑——原来他们也做过差不多相同的梦。有朋友笑过之后,低声告诉我,这是我转世之前留存于世的后人在缅怀我,为我“送钱”来了,就像我们在各种节日里燃起纸钱祭祀先人那样。朋友的表情既严肃又神秘,我将信将疑。

如果真有前世和来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降生在溪头沟,又阴差阳错地跑到县城,当上一名医生。

后来,读到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书,尽管书中的诸多论述让我似懂非懂,但荣格关于梦境的观点却令我十分认同——他认为,梦境的出现预示着“有事情发生了”。在我看来,荣格所言的“事情”就是脱掉白大褂,回到溪头沟,一头扎进溪头沟的山水间。之后,又回到县城,回到我早已轻车熟路的生活之中。而促使我动身的原因,有时候仅仅是脑海中忽地一个“回去”的闪念,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梦。

然后,就像今天这样,开上车,经县城尾端的龙尾峡,过思经桥和乡场,不到半个小时,便站到老家的院坝里。1990年8月,我中考过后迟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个人去县城询问时,走的就是这条路。我压根儿不曾想到也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会在县城有一份工作。那时候,乡场去往县城的路还是一溜儿碎石路,而从溪头沟到乡场,则是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

县城和溪头沟一山之隔。陡峭崎岖的山路在山的最高处凿出了个垭口,往返途中的人们在垭口歇息时,顺便可以借机望一望身前、身后烟雨迷蒙的县城和蜿蜒蛇形的溪头沟。在通往乡场的路筑成水泥路之前,我从县城回溪头沟,溪头沟人往返于县城,大多走的就是这条路。著名的国道318线穿县城而过,有着“世界最美景观大道”之誉的公路上,一年四季,西进东出的人和车总是络绎不绝。除此之外便是山,一座挨着一座,高低错落,仿佛你只要轻轻一抬脚,就能跨越到相邻的另一座山巅之上。

溪头沟通往乡场的路浇筑水泥路面时,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县中医院工作。那是新千年后的某个春天。筑路工程还没正式开始,我便被告知:要铺水泥路面了,车子进出都不行了。水泥路刚一筑成,父亲母亲便托人捎来口信说:“可以(回去)了——路通了!”我望着捎信的人,从他的话语间听出了呼之欲出的兴奋。但是,自始至终,我也只是知道进出溪头沟的路要浇筑水泥路面,并且知道筑通了。就像一声惊雷,我只听见了声音,等我恍然明白过来时,已经成了一个事实。

一条路的消失,必定伴随着另一条路的新生。如果按照实际的行进路线,把县城和溪头沟之间的两条道路连起来,呈现在眼前的应该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一个可反复回绕的环形。而事实却是,差不多从溪头沟通往乡场的路浇筑成水泥路面时起,翻越垭口的山路便少有人再去走,垭口及其两侧的道路于是渐渐变成了荒野。人们再去县城,大多直接开上自家的车子,或者搭上过路车,走乡场绕一圈。路途之远是无疑的,但比起翻越垭口,不知要便捷、轻松多少倍。

新路不知走过多少次,可真要说起这条路来,盘桓在我脑海的,依然是那个环形;我能够一五一十地说出的,依然是水泥路筑成之前乃至更早时期的人和事。

依然记忆犹新的是一些细节和场景——

溪头沟出产的东西很多,偏偏不出产煤炭。一入秋,满山满坡黄灿灿的玉米即将收割的时候,每家每户便计划着“背炭”。煤炭都产自太阳山另一边的大河乡。除了大大小小的煤窑源源不断地挖出煤炭,大河乡还出产硫铁矿、花岗岩石以及上等木材,连通外面世界的公路因此早早地筑了起来。同一座山的两面,竟然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世界之奇妙之诡谲由此可见一斑。

大河乡通往县城的道路在溪头沟口呈一个倒置的“U”形。要背的煤炭,先用汽车或者拖拉机从大河乡的煤窑里运出来,运到溪头沟口那个“U”字的最突出部,就只好改用人力,一个人一背篼,蚂蚁搬家似的,背运回溪头沟里。背炭的人都是各家约请的乡邻,今天你帮我家背了,明天我帮你家背,完全“相伴”(无偿帮工)性质,从不提工钱。背炭用的背篼都是篾条编制的,底部和四周都垫了薄膜或者油毛毡,为的是不让煤炭末从篾条的缝隙间漏掉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

每家每户都修有专门的煤炭仓库,从溪头沟口背回来的煤炭,一进到院子,就径直倒进了炭仓里。待玉米收割回屋时,再挖些黏土,混合后捏成碗口大小的煤球,燃起火堆,烘烤竹炕上的玉米,烘烤没有烧完的部分,便是寒冬时节的取暖物。

我家的煤炭仓库就修在院坝边的矮墙下,每年背了新炭回来,院坝里的泥地上总会散落下一些煤炭末。很长时间过去了,阳光照耀下来,还能望见一地隐约黑亮的光芒。

溪头沟通往乡场的路筑成机耕道以后,便再没有人家背煤炭。现在更是家家户户都改用起了各种各样的电器取暖做饭。

我初一的班主任何老师来自县城,是一名退伍军人。有一年寒假,快到过年的时候,父亲从鸡圈里捉了一只大红公鸡,从炕上取了老腊肉,要我进城去给何老师拜年。我翻过垭口,去到县城的何老师家。何老师要留我住下,我没答应。之前我在何老师家里住过一次,被子里弥漫着阳光暴晒之后洗衣粉的香气,我兴奋得一整夜睡不着。这次何老师要我吃过饭再走,我也没答应。那时候何老师还没结婚,我注意到他家的餐桌上放着塑料罩子,何老师说要留我吃饭的时候,顺手提了起来,我看到桌上放着几只碗,碗里的饭菜相当有限。何老师又拿出一个红彤彤的橘子要我吃,我双手捧着,在手心里放了一会儿就将橘子放在了桌上。一方面是太沉,那么大个儿的橘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另一方面是不确定,我不知道那么大的橘子该如何剥开,而且那一刻就我和何老师两人,我不知道如果真的剥开了,我们能不能吃得完它。我捧着橘子,只感觉手心里越来越凉,像捧着一块冰,却不能像冰块一样扔掉,只好侧身将它放在了身旁的桌子上。

我坐了一会儿就往回走了。穿过县城十字街,走到城头的禁门关桥头时,忽然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转过身去,是何老师。他骑着自行车,在我身边停下,将车把上挂着的塑料袋取下来递给我,袋子里装的就是刚才我想吃没吃的橘子。何老师取了一个出来,从裤带上解下钥匙串,掰开钥匙串上挂着的小刀,在橘子的蒂部来了个十字深切。何老师的手还没掰开橘子瓣儿,就有汁液从切口里滴落下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何老师持小刀的手,看着他把钥匙串别进腰间,然后掰开汁液横溢的橘瓣儿。我的喉间咕噜咕噜的,我紧抿着双唇,依任那泡口水捂在齿间,就像捂着一个世人皆知的秘密。

后来,何老师将橘子一分为二,递了一半给我,又将自己手里的一半再一分为二,小指和无名指微屈,拇指和食指分别扯着橘子瓣两头的尖部,中指从橘子瓣中间部位同时用力,那橘瓣便从橘皮上一点点剥离开来。我照着何老师的做法做了,第一次没成功,又看着何老师做了一次,便顺利将橘瓣从橘皮上剥离了。我将橘瓣放进紧抿着的唇间,有点儿甜,有点儿酸,还有点儿涩,总之,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复杂味道。

我沿着来路,翻越垭口,背回了何老师给我的一口袋橘子。直到春节过完,才一点点吃完。

我上到初三时,何老师调到了离县城更近的另外一所“戴帽”初中(小学里设置的初中),随着学校的那顶“帽”子被摘除,何老师又成了一名小学教师。我到县城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偶尔会在路上遇见。尽管何老师的头发已花白,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

有一次,在一个关于文学写作的课堂上,我听到一位我敬仰的作家讲到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书写,他的回答就两个字:及物。我兀自笑了起来。因为我想起小时候,和爷爷一起翻越垭口进城的情形。每一次在我们躬着身、气喘吁吁地登上垭口时,爷爷便会对我说:“这人哪,上多少坡就要下多少坎。”有时还不忘补充一句:“不可能总是上坡,也不可能一直下坎。”我的爷爷可能压根儿不知道何谓“及物”,他讲给我的所有道理,都是他在纷繁生活里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但在多年前的垭口上,我的爷爷就已经对“及物”一词做出了极其深刻又极其准确的诠释。

我在县城购置新房以后,曾把爷爷接来小住。但待了没几天,爷爷便嚷着要回去。那时候进出溪头沟的路还是机耕道,趁我上班的时间,爷爷一个人走向了垭口。走到半路,爷爷再也走不动了,只好请一个过路人给我父亲捎信,被我父亲背了回去。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地将爷爷趴在他背上时说的话转述给我听,爷爷说:“人一老,就连路也斗不过了!”从来不服输的爷爷,在陡峭蜿蜒的山路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打败的人。

果不其然。自打那次被父亲从半路背回家,爷爷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不久后与世长辞。

我知道,爷爷是败给了所向披靡的岁月。

快到家的一段路,要经过一道不长的斜坡。我坐在驾驶室里,手握着方向盘,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眼看着道路一点点在视野里消失,路旁的房屋和杂草树木一点点低矮下去,感觉像是悬在了半空中,转瞬,又一点点地在视野里清晰、高大起来。但我不敢太过兴奋,依然小心翼翼地盯着前方,因为坡道尽头是一个近乎直角的弯。弯道右侧是土坎,左侧是一人多高的河堤,河堤之下,便是流水哗哗的溪头沟。

弯道处以前是水磨房,一间青瓦屋顶的小木屋。弯道过后的直线路段地底下就是引水槽,从不远的溪头沟里引进来的平静水流,冲转过水轮盘,再汇入到溪头沟时,便变得湍急起来,哗啦啦地泛着白白的水花。在溪头沟通上电源、用上电动磨面机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溪头沟人都在水磨房加工面食。谁家要磨面了,就将要磨的玉米或者小麦,装在麻布口袋、撮箕或者木盆里,端到磨房去。

有时候会碰巧遇上好几家人同时去磨面,后面去的人就把装着玉米或者小麦的麻布口袋、撮箕或者木盆放在那里,转身去忙别的事情,等估摸到该轮到自家,再回到磨房时,前面的人可能已经磨完了,而自己要磨的玉米或者小麦,已被前面的人放进了磨盘,只等着收拾、盛装热乎乎的面粉了。而排在更后面的人家呢,依然把装着玉米或者小麦的麻布口袋、撮箕或者木盆放在那里,等待着。麻布口袋、撮箕或者木盆都不长脚,它们最懂得遵守秩序,和它们的主人一样,从不会胡乱插队或排挤别人。

有一回,爷爷带着我和弟弟去磨面。磨房里没有其他人,爷爷将玉米放进磨盘,抽掉入水口的木挡板,看着磨盘转动起来以后就回家忙别的去了,将守磨房的事情和弟弟一起交给了我。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不是第一次守磨房,只清楚地记得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弟弟一起守磨房。事情出在弟弟身上。爷爷离开以后,弟弟便开始围着磨房跑圈,后来似乎是跑累了,就半蹲着身子,也和我一样盯着磨齿间不断溢出的白色面粉,小手窝成一个小汤匙,不断将面粉舀起来又泼出去。后来他似乎是要站起来,却不知怎的,突然就倒在面粉槽里,双腿朝向半空不住地飞蹬着,我赶紧上前抓住弟弟的腿,却怎么也拉不动。磨房离家也就半里地的样子,我哭喊着往家跑,大约是我的哭喊声太大,还没跑到半路,便见爷爷急匆匆地向着磨房飞奔而来。一边跑,一边问:“咋的了?”我说:“弟弟……”话没说完,就又更加凶猛地哭了起来。等我和爷爷气喘吁吁地赶回磨房时,却见弟弟站在磨盘边上,脸上沾满了面粉,傻呵呵地笑着。也不知道弟弟是怎么从面槽里爬起来的。

后来,我到家一停下车,总要去到水磨房下方的亲戚家串门,或者就是在溪头沟的路上走一走。路过坡道之下的那个拐弯时,我的脚步总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看着路边山脚蓬勃生长的杂草树木和溪头沟里的乱石堆积的河床,听着渐渐小下去的溪头沟里河水汩汩流动的声响,耳边仿佛听见自己多年前撕心裂肺的哭喊,眼前依稀浮现出弟弟沾满面粉的小花脸。

水磨房的消失是在溪头沟通上电以后、机耕道筑成之前的事情。有了电,电动磨面机便取代了水磨,起先只有三两家,后来几乎家家都用上了。

水磨房的引水槽至少有两米宽,人们用几根圆木拼接捆扎在一起,搭成一道便桥。夏日里,引水槽里水位高涨,紧贴着便桥底部。到了冬天,水位慢慢下降,溅起的水花依然把圆木浸得湿漉漉的。

我上初二那年冬天,溪头沟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水磨房引水槽的圆木表面积满了厚厚的雪,白茫茫一片,只有汩汩流逝的溪头沟水,像极了一条青色的长飘带。我从没见到过这样的大雪,从没想到过溪头沟会变成一条长飘带。那天,我兴奋地背着书包出了门。当我踏上便桥,圆木上的积雪哗啦一下垮塌下来,轰然掉落进引水槽里,变成了流水的一部分。我低着头,可能刚走出两步,就感觉脚底突然落空,呼啦一下站到了齐腰深的引水槽里。

本来那天爷爷和父亲母亲就不同意我去上学。看我浑身湿漉漉地返回家里,母亲连忙为我找来衣服换上。我又要出门,他们都反对。但我不干,坚持着又一次跨出了家门。

校园里,一片白雪皑皑。教室里,只有老师和几个家在乡场的同学。学校停课了。

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记了,但我的父亲母亲却一直记着,他们后来若干次有意无意地讲给我的女儿、他们的孙女听。女儿望着我,一脸惊奇的表情:“真的吗?”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其真实性也一定会让我怀疑。

那个洁白无垠的冬日,已变得越来越接近于又一场无边无际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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