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倚梁山,俯瞰黄河。司马迁生前命途坎坷,身陷囹圄,遭受宫刑,铁窗萤火,写下不朽史学巨著;死后这座阴宅倒是十分体面。墓祠四壁陡峭,东南面一道窄长的斜坡平缓而下,正像一把高背的太师椅,让史学巨匠端坐其上,静静地打量着故乡的七山一水二分田。从梁山向北四公里,沿着盘山公路迂回而上,山间林木荫翳蔽空。暮春时节,满目葱绿,槐花似雪、油菜洒金,一幕幕烟景不时从车窗外抛进视野,让人的耳目进入一种短暂的休眠状态。

此行是为了寻找就那座埋葬了一页《史记》故事的三义墓,那本在三秦舞台上唱得大红大紫的《赵氏孤儿》的人物原型。在梁山深处一个叫堡安村的小村庄,一片松柏林的掩映下,三座孤零零的砖砌坟茔高高耸起,墓葬的主人是赵武、程婴和公孙杵臼,墓地周围是一带夯土墙基,当地人叫它“龟鹤寨”。坟前有碑楼,碑题: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加五级毕沅书;跋: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知韩城县事吕兆;正文:晋卿赵文子墓、程义士婴墓、公孙义士杵臼墓。当是公元1776年,陕西巡抚、韩城知县重修的。墓碑前的石香炉里有一节节即将烧尽的残香,暗示着“春秋大义”在当世仍有其深层的社会意义。

赵氏孤儿案确确实实发生了。首先是《国语》“晋灵公不君”一段,记述了奸佞误国的屠岸贾唆使晋灵公纵乐行凶,相国赵盾直言忠谏,反而招致祸端;屠岸贾几次谋杀赵盾未成,与赵家结下世仇。到了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故事就很详细了,其中最为精彩的就是家臣程婴和公孙杵臼设计救孤的部分。屠岸贾得势后,与晋景公屠杀赵家满门,只留下驸马赵朔与庄姬(晋景公的妹妹)即将临盆的儿子。屠岸贾为了斩草除根,在全国范围里展开搜孤行动,甚至进行了搜宫,下令三日内搜不到赵家遗孤,就要将全国半岁以下的婴儿尽行杀戮。顿时,宫闱苑囿之间谍影幢幢;萧墙之内,刀光剑影,杀机四伏。危急关头,家臣程婴与公孙杵臼定下一个“掉包计”,先由公孙杵臼藏匿了一个假孤儿,然后由程婴向屠岸贾告发,两人假戏真做,在奸贼面前很好地演了一出“双簧”,公孙杵臼大骂程婴无义小人,程婴则扮演了那个无耻的白脸角色。屠岸贾以为万事大吉,遂杀掉公孙杵臼和假孤儿。哪知程婴随后携带孤儿赵武藏匿深山。15年后,协助赵氏报得大仇。

到了元代,纪君祥根据历代典籍写成《赵氏孤儿大报仇》杂剧。18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伏尔泰曾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法文剧本《中国孤儿》,后又译成英文,在巴黎、伦敦各地上演。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将该剧与关汉卿的《窦娥冤》相提并论,认为: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色。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哈姆雷特》中那个复仇的丹麦王子,一个仗剑迟疑不决的复仇者形象,一个仰首问苍天、低头思考命运的孤独者形象。尽管与赵氏孤儿有着相似的悲剧情结,但哈姆雷特身上散发出的人文主义光环无疑蕴含着对命运的思考,对人生价值和复仇意义的思考,与中国式复仇中的“义”映射出的文化内涵有着显明差异。赵武不是复仇的主体实施者,在程婴和公孙杵臼的光环下,他几乎是一个弱者,完全依靠着他人之力,实现复仇计划。干将莫邪之子复仇,要离刺庆忌,专诸刺王僚,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中“义”映射出的光芒。中国式的复仇往往需要一个慷慨赴死的“义士”、一个舍生取义的践行者。

暮春的天气,已让人感觉到些许燥热和春困,布谷鸟不时从空谷发出一两声凄婉的鸣叫,让这片墓地愈显得出奇的幽静。站在重峦叠嶂的山野间,北面有当年程婴藏孤的禹山(一称嵬山),东望是一水之隔的晋国地盘;蜿蜒奔流的黄河宛若春秋诸侯旗帜上的一缕飘带,潇洒地划出一道亮闪闪的留白,让人对这一方山水寄予更多遐想的空间。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河东,到那片曾崛起过一个春秋霸主的版图上看看。早年求学时,曾多次乘坐列车穿行于山西那一片苍山秀水之间,过了秦晋大峡谷出口的禹门渡口,一路向北,进入吕梁山脉腹地,触目皆是苍润挺拔的山峰,山势突兀,怪石嶒崚,幽壑深谷,汾水依着山势盘曲其间。那时,胸中会荡起那句“人说山西好风光”的优美旋律。这块曾经兵戈交加的地盘上,也保留了大量赵氏孤儿案的遗踪,这其中有盂县藏山(古称盂山)的程婴洼和藏孤洞;忻州城西云中山九原冈的公孙杵臼墓祠、程婴墓祠、韩厥墓、七贤庙、阿后庙(程婴妻)等,皆有据可考。

我曾顺道去过一次盂县的藏山。在那一片簇拥的古建筑群的声势下,触目皆是琉璃碧瓦,斗角飞檐,雕梁画栋加上熙攘的游人,的确让这些古迹风光了不少。我随着游人的队列依次爬台阶,鱼贯地进出于庙宇殿阁之间,看了文子祠、寝宫、藏孤洞、梳洗楼、八义祠、报恩祠、启忠祠,最终连那些建筑的年代也没有弄清。回来后印象全无,与许多类似的古迹模糊为一团。只有那个崖畔的藏孤洞,有几分未曾雕饰的历史还原感。我极不情愿在这种赶庙会的气氛里去瞻仰一座肃穆的历史古迹,在拥挤的人潮里,摆摆pose、拍拍照、秀秀恩爱,却唯独少了一种与历史对视的默契。

可以说公元前597年,赵氏灭门案发生的那一年,山西的风光必定还是这般旖旎秀美。只是任何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都难免月黑风高杀人夜。夜色下的屠刀必定愈发森森寒骨。由此也造就了两名位卑而义重的勇士——程婴和公孙杵臼。他们不畏权臣手中血淋淋的屠刀,毅然把生的权利毫无惧色地交给别人,为了换取小主人的生命,为了一种更可贵的“大义”昭然于人间。公孙杵臼的死固然值得一叹,而程婴背着难言的苦衷,背着卖友求荣的骂名忍辱偷生15年,等到大功告成后,本可以安享富贵,却为了15年前已赴难的公孙杵臼,毅然自刎就义,以谢朋友在天之灵,尤其值得司马迁、纪君祥、冯梦龙为之重重地写下一笔。

程婴救下赵氏孤儿后,接下来的行迹就成了历史之谜。一条路线是沿着汾水沿岸北上,从晋都新田(今山西侯马)逃往遥远的盂县藏山。山西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程婴逃离屠岸贾追捕之时恐慌间落鞍失剑的传说,有“小藏山”“荒安岭”“宝剑沟”等遗址。另一条路线是西渡黄河,逃往距离晋都较近的韩城禹山藏身。韩城现有“救郎庙”四处,“救郎坡”一处;禹山中有“救郎沟”;禹山附近的程庄,相传是程婴的出生地。

我没有考古嗜好,但在赵氏孤儿问题上,却异乎寻常地想探得一个真相。在读到一本清初蔡元放评本《东周列国志》时,书中写到程婴死后与公孙杵臼同葬于云山,谓之“二义塚”。再往下看,括弧里赫然标注:云山,在太原府忻州。可以说,1776年陕西巡抚、韩城知县重修“三义墓”时,距离冯梦龙写成《东周列国志》也已过去160多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足以让任何人情感的砝码左右历史的细枝末节。再往前,真正遥远的年代是赵氏孤儿与我们的时间跨度,司马迁与赵氏孤儿的时间跨度。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那些多愁善感的艺术家、戏曲家,在妙笔生花时会不会带着或多或少的情感色彩?

二义塚、三义墓,信乎?疑乎?由此想起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化遗产纷争案。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与安徽池州杏花村文化旅游公司关于“杏花村”的品牌之争;鹳雀楼与蓬莱阁究竟谁该列入“四大名楼”;貂蝉的原籍究竟是临洮、米脂还是忻州……细想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因为文化遗产极有可能转化为旅游资源、商业资源,进而转化为真金白银,何乐而不争?而在赵氏孤儿遗址归属问题上,晋陕两地却保持了异乎寻常的自信,没有争到面红耳赤,没有闹到诉诸公堂。这种自信,不外乎对我们民族那个最高的“道德标尺”——义的追慕。

“义”在《中庸》里的释义是:宜,即认为合宜的行为。这显然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再要深究下去,像桃园结义的“义”应该是生死与共的“情义”;梁山好汉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称之为“侠义”。侠义也有将“义”歪曲的一面,那就是排他性,惟兄弟情义为上,明知兄弟做错了,也愿意为他两肋插刀;济危扶困,忠贞节烈可谓之“忠义”,比如与重耳患难时割肉啖君的介子推;心系苍生,匡君辅国,舍生取义谓之“大义”。《赵氏孤儿》一剧,涵盖了太多铁骨义士、大义之行。剧中那个被屠岸贾派去刺杀赵盾的鉏麑,混入赵府后,天色尚早,窥见赵相国早已穿好朝服,端坐厅堂,准备上朝。这样一位仁心昭昭、行止磊落的清官,杀之何忍?鉏麑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心一横,碰死在庭前的槐树上。鉏麑违君之命,背弃了一次并不值得遵守的信约,却赢得了比生命更为可贵的义;第二名义士是赵盾在首阳山打猎时救过的一个饿汉,叫灵辄,后来做了晋灵公的武士。在晋灵公追杀赵盾的那一刻,灵辄决然掉转手中的长戈,抵挡晋灵公的追兵,使赵盾脱险。赵盾问其故,他回答:“我就是您当年在翳桑救过的饿汉啊。”——以恩报德,义也!故事发展到搜孤救孤一段,就更为悲壮惨烈了。“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这就是对“义”最高阐释,程婴、公孙杵臼义无反顾地去践行了,在屠刀面前铁骨铮铮,面无惧色,大义凛然。

在我的故乡韩城,由于司马迁的巨大光环,这个取材于《史记》的秦腔剧本深得民心。我曾听过救孤的一个唱段,一身黑衣、面容清癯的程婴唱:“为孤儿你舍死令人可敬,叮咛语为弟我牢记心中。到明日年迈人必然丧命,弟不忍仁兄你血染地红。”白发苍苍的公孙杵臼对:“你何必为此事那样苦痛,兄一死也算得为国尽忠。到明日你莫要心中不忍,兄骂弟弟骂兄角力相争。似这样才能把屠贼瞒哄,真孤儿活在世安然太平。”苍凉高亢的唱腔增添了悲剧的艺术效果。在一些悲戚的唱段,马尾琴弓和琴筒能恰到好处地摩擦出一种极具穿透力的调子,让人陷入一股莫名其妙的苦思冥想。

青山郁郁,大河泱泱。对着满目青山,探寻历史遗踪的迫切也只能权且放一放。借用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我想,偌大的中国,哪一处青山藏不下这些铮铮“义骨”?

若要探得历史真相,除非等到墓葬发掘的那一天。不过,发掘一个帝王将相的陵墓,于情于理大概容易接受一些;一想到要发掘一个义士的陵寝,我们于心何忍?还是让这个历史的悬疑成为永久之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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