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时候,手机响了。

如果单从时间上看,可以称之为早晨,已经是北京时间6点20分。但是对于西陲边疆来讲,天还没有亮,当地人习惯用的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整整晚了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同在一个国家,我所生活的地方,与你生活的北京会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当北京的街头开始出现急匆匆的人流车流汇集成“早高峰”的时候,边疆的我们还在黎明前的夜色中酣睡。

当然,北京迎来灯火阑珊的夜晚的时候,边关依然阳光灿烂。时常会有人惊异于边疆迟来的夜幕和似乎不落的夕阳。我在那座小城工作的时候,为了错过夏季四十多度的高温,作息时间是下午五点钟上班,晚上八点钟下班。还有一个地方,因为高温持续时间更长,下午上班的时间定在六点钟。不管是五点钟还是六点钟,北京已经迎来了下班之后人流车流的“晚高峰”。

手机是双卡。从响铃声就可以分辨出这个号码并不是平时常用的那个。四年前,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从师部所在的边疆小城调进了司令部所在都市。为了让亲人朋友依然能够联系到我,新办了一个手机号的同时,保留了原来的号码。一部手机装了两个卡,设置了不同的响铃。这样,我可以根据来电铃声轻易判断出哪些来自身边的都市,哪些来自故交亲朋。

早晨6点多,相当于边疆的凌晨4点多。本地人一般不会这么早就打来电话。在这座城市,除了家人以外,我没有其他亲人。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他们会在临近上班的时间通知,而且会拨打属于这座城市的那个号码。所以我判断,这么早打来的电话,很可能来自内地。

新疆人似乎不是这样表达的,他们习惯上把新疆以东的地方称为“口里”。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口”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为界。嘉峪关?星星峡?若是嘉峪关,应该称关内才对。若是星星峡,倒也有几分妥帖,因为星星峡地处新疆和甘肃的交界处,地势坐西朝东似一处张开的大口,出了星星峡,就是甘肃的“河西走廊”。所以不习惯这种叫法,就称之为“内地”。这样叫起来也容易产生一些歧义,因为似乎只有沿海地区才有资格称呼其它地区为内地。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自己的叫法。与遥远的边疆相比,之外的地方都无可厚非地成为“内地”。

我看了看手机,来电显示是父亲的号码。

离家的这些年,先是我和父亲互通书信,最长的间隔不超过半个月,一定会收到彼此的问候。我在信中表达的多是年轻人无知与抱怨,父亲在信中多是安慰与鼓励。之外,父亲总会在信封背面写上两句格言警句对联,诸如“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小人无知常求醉,君子有量不贪杯”之类。后来有了电话、手机,书信就彻底消失了。掰着指头一算,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父亲那熟悉的书法字体。

从十八岁离开父母来到边疆,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我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距离故乡万里之遥的边关,双脚深深扎入泥土,成为一个普通的戍边人。

“面对弯弯的界河,背靠伟大的祖国。我们种地就是站岗,我们放牧就是巡逻。要问军垦战士的心愿,祖国富强就是我们最大的欢乐”。我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是屯垦戍边人最真实的写照。从两千年前的西域都护府到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使命一直未改变。

二十多年里,我的记忆中只见到父母四次。第一次是来边疆两年之后,我被送入内地的大学深造,顺道看望了一次父母。那个时候,父亲还没有退休,母亲天天忙碌,我在家待了三天。第二次是我的孩子已经三岁,带老婆孩子回父母身边过年,当时父亲临近退休,母亲身体硬朗,短短的七天里,父母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第三次,我赴内地开会,顺道回家待了两天。彼时父亲虽然退休,发挥书法特长,自己寻了个活儿,书写各种招牌牌匾之类,收入竟然比工资还高。母亲依然家中操持,老两口颐养天年。第四次,我到内地省市挂职,距离家乡只有一百多公里,期间驱车探望父母一次,当天去当天回。

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年里,儿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妻子和公婆、女儿和爷奶只见过一面,在一起生活一个星期。如果安排他们在街头相认,一定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擦肩而过。或许,他们可以被称作最陌生的亲人。

有人说我有家国情怀,自古忠孝难两全。只有我自己明白,所有的情怀终究不过是身不由己而已。

电话接通了,传来的是母亲的声音。

记忆当中,母亲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那些年我和父亲书信往来,母亲似乎成了一个局外人,基本只出现在我的问候里。电话、手机普及之后,我和父亲通话时,母亲还能经常和我聊上几句。我手机里储存的只有父亲的号码,我甚至不清楚母亲有没有手机。

这样说,感觉母亲好像是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家庭妇女似的。其实母亲算得上个文化人。从逆境中努力考上师范学校,一年之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开除,后来在乡村学校当老师,再后来嫁给父亲,生儿育女,侍弄土地,进城颐养天年。小时候母亲讲得最多的,就是她成长和读书时经历的今天看来绝对天方夜谭似的遭遇。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出生不久她的父亲就因为担任过旧社会保长被镇压,她的母亲在她尚未出嫁时病逝。她的成长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充满辛酸的血泪史。这也是她独立、刚强、坚韧的性格得以养成的基础。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也是一个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人。我的性格受母亲影响最大,坚持、刚直。母亲却说我是犟种,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据说性格相同的一家人很难相处,彼此就像一面镜子。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母亲在外求学,一起生活的时间少得可怜,我和母亲并没有因为性格问题产生过太多的矛盾。

父亲退休的时候,孩子们都长大成家了。母亲才从乡下搬到城里居住。不像有些老人那样矫情,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习惯和节奏,住不了几天就闹着要回乡下。母亲曾经告诉我,搬到城里生活后她压根儿就不再想回乡下,每天要干的事情很多,公园里健身,超市里购物,邻里之间串门聊天,想吃什么出门就能买得到,头疼发热门口就有诊所,生活变得干净清爽,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如果不是当初从师范学校被开除,也许她早就在城里工作生活了。不管怎么说,母亲如愿以偿地进城生活,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做儿女的我们当然跟着开心。

每次给父亲通电话时,问起母亲,父亲总是说她一天到晚闲不住,身体比以前还好。有一次我结束探亲准备返回边疆,母亲悄悄告诉我,你以后还是别回来了。我一怔,为什么?母亲说,你每次回来待那么几天,我和你爸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面临着伤心别离,心里比你不回来还难受。我内心就多了几分自责和内疚。

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忙,边疆的工作也不是离不开我。很多时候,我的时间都像天空的云一样,被边地四面八方的风,吹得无所适从。

是国祥吗?这是电话里传来的第一句话。

尽管两秒钟之前我还在梦中,但我还是很清醒而肯定地向母亲确认了我的身份。离家太久了,我已经讲不出故乡的乡音。母亲这样问,就是因为她听到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普通话的口音,她担心把这个电话打给了别人。

国祥是我的小名。与很多人的小名不同,我的小名过于正式。乡下的同龄人小名多是较为随意的,比如麦收、工厂、狗剩、铁蛋之类,很接地气,叫起来朗朗上口,也很好记。偏偏我的小名就比较正式,让我很是自卑了一阵子。

当然这怪不得父亲。因为我的小名不是他给取的。也怪不得我的爷爷,爷爷当时也没有资格给我取名字。我的曾祖父那会儿还健在,又是一个老学究,子孙后代取名字是他的专利。我还没出生,大名小名都已经取好了。曾祖父说,古语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我看大志他媳妇这胎若生个儿子,小名就叫国祥吧。大志是父亲的小名。生下来果然是个儿子,所以一出生就国祥国祥地叫着。与小名相比,我的大名就逊色多了,只不过是姓氏加上辈字再随便添加一个字,没什么太多的讲究。

本来在乡村,邻里乡亲之间从小就喊小名,一直要喊到离世。入土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的大名竟然已经遗失多年。可能是小学初中毕业后,再也没有机会在作业本考卷上签名的缘故,自己就把大名渐渐淡忘了。不讲究的人家,也没个墓碑什么的,依然张三王五地喊着,并没有对亡人不尊重的意思。遇到讲究的人家,还是要将大名找回来,请了师傅刻在墓碑上,只是活着的人看了名字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是谁。就像如今到村里去拿着我的大名打听我,估计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不认识这个人。

从十八岁离开家乡,二十多年来,我一步步远离故乡的同时,也远离着自己的小名。除了父母会在见面或者电话中喊我的小名,已经没有人能把国祥这两个字和我联系在一起。包括我自己。

父亲走了。母亲轻声告诉我,就在刚才,父亲停止了呼吸。故乡刚刚迎来早晨的喧嚣,边关还处于微弱的黎明。

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放声大哭 还是安慰母亲不要太伤心。在话筒这边,我沉默了许久。接受这样一个消息,我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勇气。从一个孩子到人到中年,我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坎坷,唯独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肺的痛。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去世的现实。

那一刻,我企图把有关父亲的记忆在短时间里还原清晰,但我没有做到。甚至我已经完全忘记父亲的样子。沉默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失去亲人的悲伤,大脑剩下大片的空白。

父亲之前,我的家族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主张耕读传家。到了父亲,却要弃农从军,看看村庄以外的世界。谁曾想一去杳无音信。那阵子正赶上中印自卫反击战,爷爷奶奶都以为他已经战死沙场。说起来是读书人,实际上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胆小怕事儿,也没人敢逐级打听父亲的下落,也就不了了之。反正父亲弟兄三个,爷爷奶奶也不在乎少了个儿子。

八年之后,父亲回家了。他告诉爷爷奶奶,自己已经转业到一座工业城市工作,离家400多公里。报到前回来探望一下。爷爷奶奶只顾着高兴,也忘了仔细打听这八年里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反正人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还成了大城市里吃商品量的“国家的人”,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后来赶紧张罗着帮父亲介绍对象,这个年龄已经属于大龄青年,不太好找合适的。老天安排的就是这么巧,母亲那个时候还在学校当老师,苦于出身不好又有些心高气傲,一直没有谈婚论嫁。媒婆上门一介绍,巧了,父亲和母亲竟然是中学时的同学。就这样,父母走到了一起,有了姐姐、我和弟弟,老王家的香火得以继续传递。

父亲当兵的八年时间,成了我们家的秘密。其实那是属于父亲一个人的秘密。没有人知道他这八年在哪里,干了什么。就连母亲也不知道。少年时代的我企图从父亲的藏书和笔记里寻找些许蛛丝马迹,每次除了读了不少晦涩难懂的书,基本没什么收获。当然 ,还是有一点的,比如小学五年级时找到了几本《三侠五义》,成为我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课外书之一。至于什么《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之类的书籍,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

父亲不说,我们也没有再继续问。每个人一生总要有几件属于自己的秘密,何况自己的亲人?记得有一天,我到边疆五年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太巧了,刚才翻看报纸,发现有我的一篇文章,旁边的另一篇文章是介绍当年他所在部队情况的,时过境迁,当年的国家秘密现在已经解密,现在他可以告诉我了,当年他就是在这支部队里待了八年。我的手头自然也有这张报纸,只是除了自己的文章,我并没有注意旁边的那篇。挂了电话,我马上找来那张报纸,原来是介绍第一颗原子弹基地的文章,父亲就是隐姓埋名在那里当了八年兵,甚至连逝去的奶奶都不知道这段秘密。

后来有机会去青海,到了金银滩采风。想着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带着父亲重访故地。这么些年,父亲再也没有回到过去这里,我相信这个收藏了他人生最好时光的地方,一定曾经让他魂牵梦绕。

记得父亲有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当年也没有逃过我的“审查”,我还在旁边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每个普通人心中,都曾装着家国。

母亲问我,能不能回来,看父亲最后一眼。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如果不是疫情爆发被隔离在家,此刻我应该在南疆的农村和村民一起忙着秋收。疫情还未结束,如果我必须要回去,首先要做核酸检测,拿到结果需要一两天时间,然后乘飞机回到家乡省城机场,隔离十四天。等我解除隔离回到家,父亲可能已经入土为安。

有一位同事,前几天母亲去世了。他的母亲距离我们所在的城市只有几百公里的路程,高铁2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该死的疫情,让咫尺变成天涯,强制隔离十四天成为一道无情的藩篱,让活着的人无法看逝去的亲人最后一眼。最后这位朋友没有回去,社区帮着把母亲火化安葬。当时他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话筒里挤满了悲伤。

我在话筒里沉默许久。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

母亲说没事儿,回不来就算了,人年纪大了都会离世的,你自己在外边注意身体,别太伤心。

那一刻,我的时光暂停在边城的黎明。积攒了多年的悲伤在瞬间决堤。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换回父亲的醒来。可是我又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离别比相聚更加决绝。

我坐在书桌旁,眼泪秋雨一般滴落在纸上,瞬间洇湿一大片。窗外的黑似乎更浓了一些,疫情的封城让这份悲伤多了几分凄凉。父亲的样子在我眼前开始清晰,然后逐渐模糊,再逐渐清晰,再模糊,直到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确认父亲的样子。我知道父亲真的走了,留给我一个无法回归的故乡,让我在遥远的边城独自承受失去至亲的万箭穿心。

我已经五年多没有见到过父亲。我的意识当中,父亲刚刚退休没几年,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和母亲一起去公园健身,去超市购物,去菜市场买菜,练几笔书法,喝浓浓的茶。我常常跟身边的朋友幸福地谈起颐养天年的父母,衣食无忧,身体健康,儿孙之福。我忽略了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晚年,为什么被叫做风烛残年。一个隐名埋姓深藏功名隐藏了八年青春历史的老人,其实早已疾病缠身。

从十八岁独自一人到边关,也许就注定了我愧对所有的亲人。二十多年来,我爱的和爱我的亲人们在故乡相继离去,爷爷,奶奶,伯父,舅舅,每一个人离去的消息传来,都让坚强的我瞬间肝肠寸断。有的时候是父亲打来电话,有的时候是母亲传来的信息,他们总会在告诉我亲人离世的消息之后,安慰我在外面保重身体,回不来的话就不要回来了,亲人们都能理解。也正是父母对我的理解与宽容,让我在边关的风月里享受坚持的魅力。我总是用“自古忠孝难两全”来安慰自己,把自己从事的平凡的职业当成神圣的使命,把自己对现实的恐惧掩饰成家国情怀。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坚持其实毫无意义,无非就是对逝去亲人的躲避。

现在,父亲走了,我不能再拿任何理由搪塞自己。一个儿子没能尽到养老的孝道,不能不为父亲送终。

残酷的疫情、冷酷的现实给我当头一棒,把我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成了一个不忠不孝的孽障。

我拿起笔,试图在泪水洇湿的纸上记录下此刻的感受。我的悲愤喷涌而出,堵塞了思维的出口。最终,那张纸上只写了一句话:

父亲走了,我再也不能喊爸爸了。

我多么想回到故乡看父亲最后一眼,送父亲最后一程。就像当初父亲送我离开故乡一样,一个在列车上,一个在列车下,我们的眼神只隔着一层车窗。那时候父亲送我离开,是为了让我寻找到一个可以强壮翅膀、展翅翱翔的地方。现在,我和父亲不仅是天各一方,还隔了一层故乡厚厚的黄土,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转瞬之间已成永别,今生再难相见。

其实,我的职业并没有想象中的神圣,我的岗位并没有什么特殊和重要。我只是共和国西北边陲数百万屯垦戍边者中最普通的一个,我仗剑扶犁、耕云播雨,我收获五谷、感悟人生。边疆少了我,同样山河无恙。只是离开故乡的这些年,不知不觉中把边关当成了故乡。每次离开,都有着莫名的惆怅。这么些年,我在边关的风沙中成长。如果我算作一棵树,我冗长的根须已经深扎在大漠戈壁。

就这样,我渐渐疏远了故乡,疏远了生养我的父母亲人。越是这样,我越是害怕听到亲人离世的消息。我多么希望自己在边关受尽人间的疾苦,换得亲人的安全与幸福。当我发现自己的努力付出在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前不值一提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付出的意义,甚至动摇了当初的选择。有时候,对亲人的感情可以在瞬间占据所有的人生。

我工作过的某个团场,有着几百公里的边境线。一位年轻的牧工在那里放牧巡边,有一天当他看到边境外侧的界碑上刻着他国的国徽国名,心里开始不平静。从那天起,他在放牧经过的边境线的石头上,用刀子刻下“中”字。他的本意是想刻下“中国”,但他是一个哈萨克族文盲,听不懂汉语,更不会写汉字。就这样,几十年过去,那段边境线上的每块石头,几乎都被他刻上了歪歪扭扭的“中”字。那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共和国公民,心中的界碑。

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从某种角度看平凡得抵不上柴米油盐的价值,却让我感受到一个人的坚持,对自己、对家国的意义。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边关的很多人像我一样,可能还在为一日三餐、家庭琐事犯愁。但他们在用自己的坚韧和包容,默默成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十天后,边城的疫情终于趋于稳定,迎来了出行的松动。当天下午我就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第二天拿到结果,晚上就登上了离开这座城市的航班。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抵达了两千里之外的南疆一座简陋的机场,然后乘坐汽车前往两百里外的目的地——我担任第一书记的那个依然贫困的村庄。

半个月后,我开始微笑着面对朴实的村民,和他们一起商讨建设美丽乡村的打算。没有人注意到我微笑着的眼睛里,沉积着厚重的悲伤以及新近增添的沧桑。

父亲走了,带走了我一半的故乡。还有一半,在活着的母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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