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北京，夜色寒冷而迷人。我和妻，还有王立先生，与风信子并肩穿过王府井、新华街，到美食城“石亭”，由风信子做东，品尝日本料理。同过去一样，还是那种温热米酒和生鱼片，一柔一刚，生活和大自然的最佳契合，给我的形象思维幻化出都市以外的野味画面……这次是风信子“奔丧”路过北京，第三次为我留下的一章散文诗。
几年前，萧乾先生介绍我认识台湾女作家风信子（酆台英）。这美丽的名字让我想起属多年生草本百合科、有红黄白蓝紫各色艳丽总状花序的风信子。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电话里。那时她住北京王府饭店，早上７点钟我们便开始了第一次马拉松电话。话题是惟一的：文学和创作。说到激动时，顺手拉来鲁迅、胡适、琼瑶、三毛和当今大陆文坛“走俏”作家评论一番。第一次，我们就“一听如故”。还有一次是同陈漱渝等人和她一起去看吴祖光、新凤霞，因为人多，使我有机会变成隐形人，躲在一旁不言不语，借机享受别人讲话的雄风和韵味，细心体察风信子花期里的心态。
我读过她的散文集《花言花语》（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出版），严格说那是一部散文诗集。丰富的想象，飞扬的文采，使我们在花的世界里流连忘返，让我们尽情地采撷大自然的色彩和精神。在这本书里，我发现她是一位诗人，一位纯粹的抒情诗人。我还读过一些散篇，在她的其他散文诗、散文和小说里，我发现她不仅和大自然合而为一，更与人情社会契合一起。她的视野相当开阔，绝非一色的儿女情长。在北京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心情小站》（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年），是名副其实的感情驿站，我们可以和她一起在那里找到海的遐想，云的梦幻，找到生的慰藉和情的寄托。这几年，我们书信来往不断。她的信，每一篇都是写景抒情明志的美文，写得既汪洋恣肆，又亲切自然。我妻建议我和风信子合出一册以散文笔法写的书信集，她立即响应，并为这本书起了个名字《海峡风信》。风信子刻苦勤快，不到一年工夫，就业余写下十余万字。但我因分心分身不能专一，我这一部分却迟迟未能交卷。待到我移心于此时，曾答应出版的那家出版社来信说，除缴１至２万元之外，还需认购2000册。我无话可说，只有沉默，只是把这消息，通过“海峡风信”传给风信子。
春节时我给她寄过一张梅花贺卡。她回信说：“你的贺卡放在办公桌的台灯上，金亮的福字我放在心底。我天天与海对岸的温意暖情相共，再大的风浪波折都无所惧。”她对北国风光有着许多向往，渴望一睹万里雪飘的恢弘雄浑。1994年２月28日，她在信里说：“我安抵台北辛亥路家中，身上依旧残留着京城里的气味。坐在书桌前，看着电脑屏幕，敲着键盘，心中升起一股幻觉。这不到10天的相聚，究竟是大伙变着把戏还是我变着把戏？为什么清晰的回忆，却如10月的高空焰火？瞬间闪亮，刹那中寂灭！进京去来，让我仍留着‘下次必定再来的念头’。这座古城，似乎在我心上圈了一道魔咒，叫我一趟趟地为解这个魔咒而来，却也一趟趟地在来了之后，非但旧的魔咒未解，反而更增添了新的魔咒！于是，我眼看飞机扔下枯秃的榆槐枝桠；我瞥见积雪的河塘倒影着机身，我知道，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行李忘了带走；我确信：有一桩十分必要的事物忘了收拾；但是，我更了然：那件重要的忘了带走的行李，是我‘忘’了带走、一个名叫‘J’的行李；忘了收拾的，是一桩名叫‘回忆’的事物。生命中，有许多偶然；也有许多必然。十年前，我绝对料不到，梦也不曾梦的是：这一生中，会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有如此浓烈的‘归乡’之感；这一生中，有块土地能让我产生重回母体子宫般的深恋。尽管这座古城正逐渐消失她的原貌，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踩在这块大地上，无论她如何改变，她始终是我的‘原乡’，是我的故土。古老的说法：孩子落地后，胎衣就必须埋在产妇的床脚下。我想：这座古城让我如此深恋，必是前世的我，曾将胎衣埋在这古城的某个小胡同中；必是前生的我，把灵魂、骸骨埋葬在这古城的某一处土丘荒垒里。于是让我在今生的某个时辰中，一而再地重返古城，想翻找胎衣，想重新拼合枯骨，想找着曾埋的胎衣后，能再回母体子宫；想拼合枯骨后，再走一趟前世今生。一趟趟，不厌其烦地来；一趟趟，不择手段地来；一趟趟，为圆前世未了之梦来；一趟趟，为续今生未竟之缘来。如候鸟，如鳟、鲑，无须旁人指点，心中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回到北京城。此刻，身在台北，心，依然留在京城大地上，留在晴冷的京城空气中。”
这封信犹如永驻的春风，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她的情怀，她的人格，她的文品，以及她那几分血气几分侠气中的细腻和温柔，都是认识她的透镜。
她说过，已逝的岁月是耕耘，是播种，尽管写作之路坎坷崎岖，但是，她无怨无悔，载欣载奔，一颗虔诚的心期待着开花、结果、丰收。风信子正当花期盛时，她必然年年盛开，“带着亘古的盟约和淡远的幽香与春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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